宋人与西湖十景.docxVIP

宋人与西湖十景 1000多年前，赵宋王朝问鼎中原。因此，他为《春秋》辩护，采用了《君主专制制度》中的文官政治，而《唐朝》则是在唐朝末年形成的。文人政治其本质乃怀柔政治, 此种政治安排虽不免使帝国边陲留下些许隐患, 但对扭转社会的混乱分裂局面, 不啻是剂良方。反对以暴易暴的政治, 更符合传统的儒家理念, 从而得到广大士大夫的赞同和支持, 使整个社会充满灵气, 尊重知识、尊重士大夫蔚然成风。在经济得到大发展、城市呈现大变革、生产力达到高水平的同时, 文学艺术的繁荣、学术思想的活跃、科学技术的进步、书籍流布的广泛, 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程度。儒家思想在掌权的士大夫倡导下, 更加深入人心, 深入社会。诸如“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官箴名句咸出宋人之口, 绝不是偶然的。正如国学大师陈寅恪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 历数千载之演进, 造极于赵宋之世。” 作为儒家思想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 宋人诗词、宋人书画, 像一朵朵奇葩, 无不散发出夺目的光华。宋人诗学以“形似之言”和“情理之语”相结合的“隐秀”作为美学追求;宋人画学以“综合定点”和“散点透视”相结合的方法为上乘。在这种美学观念支配下, 宋人提倡“丹青吟咏, 妙处相资”, 因而“诗画互补”也就成为宋画家的一种审美导向。而山水画通常以“意趣”胜, 于是也就成了宋士大夫表达主流美学诉求的最佳载体。在此背景下, “西湖十景”就在宋人画笔下诞生了。北宋末张择端之“南屏晚钟”, 南宋马远之“柳浪闻莺”、“平湖秋月”、“两峰插云”, 陈清波之“三潭印月”、“苏堤春晓”、“断桥残雪”、“雷峰夕照”等意象标题画, 不仅使西湖山水园林之美, 在诗意和艺术情趣方面展现得更充分, 也大大提高了人们对西湖美景的欣赏品位, 并为西湖园林建设的后继者, 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而祝穆在《方舆胜览》中对“西湖十景”的全面记载, 则使不能亲炙“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景色的人们, 也可赏领到其美色带来的愉悦了。随着南宋、元、明各时代众多诗人画家对“西湖十景”的讴歌和描摹, “西湖十景”竟几乎成了西湖园林的代称。但是必须指出的, 无论是画家的意匠抑或诗人的吟咏, “西湖十景”都只不过是他们心目中的西湖某一区域景色艺术形象罢了, 虽然这些形象是他们通过对西湖实景的洞察感受, 进而将其升华提炼得到的。而真正把“西湖十景”严格地和西湖某一特定景点一一对应起来, 则端赖于距今二、三百年前的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皇帝。 其实, 园林构建——对其美学价值的判断和提升——在此基础上的增建、扩建和整合这一三步曲, 是中国许多能垂以久远的园林杰作的必要路径。但对得天独厚和作为士大夫精神家园的西湖园林建设, 自有其更高的要求。建设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不可或缺:美学方面的高度修养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浸淫衍溢。值得西湖庆幸的是, 康熙、雍正、乾隆, 恰是颇为合适的人选。从康熙三十八年 (1699) 开始, 多次南巡的康熙在杭驻跸时, 几乎将西湖游览殆遍。他选取了认为最能反映“西湖十景”的十个视角, 分别书碑勒石。由于这些视角乃展现“西湖十景”意境最佳妙之处, 况且伴随着皇家的威严威望, 因而很快被人们普遍接受。从此, 在画稿诗笺上的“西湖十景”, 竟演绎为西湖周边的十个景点而名播遐迩。后又经雍正、乾隆两朝的不断增饰, 凡书碑勒石之处均建起了御书楼、御碑亭, 蔚为大观。所谓西湖园林中的十处实景, 得以“西湖十景”之名正式成为西湖的“金名片”。 乾嘉以后, 清王朝渐露颓势。直至上世纪中叶以前, 国家曾多次陷入混乱, 兴废不定。西湖十景亦不复旧貌。不少景点周边环境, 更呈荒败凄清之状。然而由于西湖十景总体格局仍有踪迹可觅、可观、可游, 故西湖十景依然在西湖景观中据有极重要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 对西湖十景及周边, 多次据宋人笔意和修旧如初的原则加以葺治。其中有些景点还对周边环境加以扩展整合, 使观景的视角更合理、更明晰, 从而使西湖十景中的宋人意趣和清人韵味更趋融合。而近二十年来二评西湖十景和三评西湖十景活动的成功举行, 无不更加映衬出清初西湖十景永远彰显的魅力, 也使西湖十景的知名度、美誉度得到更大的提高。 (一) 树亭石,建亭春晓 宋元祐间, 苏轼浚西湖, 即取葑泥积湖中, 自南迄北为长堤, 夹植花柳, 中架六桥以利舟楫。“六桥横绝天汉上, 北山始与南屏通”。后人称其为苏公堤, 或简称苏堤。南宋时, 沿堤设九亭, 并不断增筑高阔, 在其上每有油壁青骢经过, 为绕湖往来最盛处。时人咸谓四时皆宜, 而春晓为最。后桥堤渐颓。明正德初, 知府杨孟瑛复浚取葑泥补益堤面, 列插杨柳。清康熙南巡, 御书“苏堤春晓”, 建亭于望山桥南堍, 并勒石悬匾。雍正时, 以亭隘未称观瞻, 改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