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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大学教育理念 蔡元培（1868-1940）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并在革命成功后先后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 为民国时期的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蔡元培长期留学国外, 并专门考察欧美诸国的大学教育, 深受西方大学理念的影响, 加之较长时间主持北京大学, 有着丰富的大学教育实践, 因而形成了系统而深刻的大学理念。他的大学理念不仅促成了北京大学由官僚养成所向现代大学的转变, 促进了我国大学的改革与发展, 而且直到今天也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蔡元培的大学理念博大精深, 内涵丰富。本文仅从人才培养的视角, 按照大学是什么、大学的职能、人才培养在大学中的地位、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以及如何培养人才的逻辑展开, 探讨蔡元培的大学教育理念。 一、 大学应是研究高层次确定的学科观 蔡元培早年留学德国, 深受德国大学学术传统的影响, 同时也感受到大学和学术在德国社会中崇高而神圣的地位。他确信大学和学术是一个国家安身立命、赖以强大的根本。在一次演讲中, 蔡元培指出:“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 而且要光荣的立住, 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 在这竞争激烈的20世纪, 更要依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 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 没有不贫弱的。”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 蔡元培形成了他的大学性质观。 首先,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1917年1月9日, 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 明确地向学生指出:“诸君来此求学, 必有一宗旨, 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 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 学成任事, 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 大学者, 研究高深学问者也。”(22)他批评当时北大学生入学, “仍抱科举时代思想, 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330)要求把大学视做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 而不是“升官发财之阶梯。”在1918年的开学式上, 蔡元培再次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 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 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191)大学应研究何等高深学问?蔡元培受德国大学理念的影响, 强调学术的非功利性, 认为大学应研究纯粹的学问, 要为学术而学术, 而不能以实用为目的。为此, 蔡元培提出了“学术分校”的主张, 认为大学的任务在于研究学理, 即所谓“治学”;至于应用性质的“治术”, 则应为高等专门学校的任务。他说:“大学止须文理科, 以其专研学理也。而其他医、农、法诸科, 皆为应用起见, 皆偏于术。可仿德国理、工、商高等学校之制, 而谓之高等学校。”(331)在1919年的开学式上, 蔡元培更明确地指出:“大学……是研究学理的机关。”(344)根据这一理念, 他对北京大学的学科设置进行了改革, 使北大从原来的文、理、法、商、工五科变成了文、理、法三科 (他原想把法科也分出去, 但没有成功) 。 其次, 大学是“囊括大典, 网罗众家”之学府。蔡元培从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这个基本理念出发, 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 认为“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1918年, 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详细地解释了他的这一大学理念。他说:“大学者, ‘囊括大典, 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 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 官体之有左右也, 呼吸之有出入也, 骨肉之有刚柔也, 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 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 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 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 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 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 常樊然并峙于其中, 此思想自由之通则, 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221)因此, “对于各家学说, 依各国大学通例, 循思想自由原则, 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 苟其言之成理, 持之有故, 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 即使彼此相反, 也听他们自由发展。”(244)在这里, 蔡元培显然受德国大学特别是洪堡的大学理念的影响, 认为大学是学者的社团, 是各种学术思想交汇的场所。大学的学术活动应享有学术自由, 而不应受任何宗教或政党的拘束。 二、 大学应科研与教学并重 蔡元培认为, 大学具有两项职能。他在《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中指出:“一个地方若是没有一个大学, 把有学问的人团聚在一处, 一面研究高等学术, 一面推进教育事业, 永没有发展教育的希望。”(421)在他看来, 大学一方面研究高深学问, 一方面“教授高深学术, 养成硕学闳材。”(24) 我国近代大学始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 但京师大学堂深受科举制度的影响, 与官僚养成所无异。“教师年年发旧讲义”, 灌输固定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