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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非子到襄阳公看秦的建国 一般来说，秦国建立时，秦朝的君主赵公被封为侯。公元前770年,秦襄公以兵护送周平王东迁,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但实际上秦的立国远不是这么简单,需要认真地加以辨析。 一 秦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秦的立国应该从非子被立为附庸考察。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非子在周孝王时“分土为附庸”。何为附庸?《孟子·万章下》:“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强调依附于诸侯为附庸,《礼记·王制》的说法与此基本相同。《诗经·鲁颂·閟宫》:“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这是附庸的实例。从《史记·秦本纪》来看,秦则是依附于周王室的附庸,这不符合《孟子》、《礼记》依附于诸侯为附庸的说法。 秦不是一般的附庸,它有自己独立的地位。从秦当时所处的复杂环境来看,秦虽然名为附庸,但所发挥的作用绝不是附庸。从关于今甘肃礼县秦文化的调查来看,寺洼文化遗址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今县城西南雷神庙、石沟坪一线以南的西汉水两岸台地,其北则很少发现;周秦文化遗址则分布在雷神庙、石沟坪以北地区。调查者指出:“试想使用着两类不同考古学文化的人群,同时居住在一条河沟的南北,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在讨论秦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时,有学者敏锐地观察到:“在当时的西戎眼中,将秦人视为与周王室等同,在周王室眼中,则是把秦人当作可以为自己对抗西戎的力量,而在秦人眼中,自己与西戎的关系或敌或友,则是与周王室与西戎的关系息息相关。”57这比将秦人简单地称为“附庸”的看法无疑要深刻得多。在当时多元的利益格局中,秦是以自己的作用和力量存在的,并不是单纯地依附于周王室,或依靠周王室的保护而存在。 从非子到秦庄公、襄公,秦政治权威的地位比较牢固,而这点主要是靠与西戎你死我活的战争巩固的。秦人政治领袖作为军事首领的色彩非常鲜明。秦仲时,西戎灭犬丘大骆之族,秦仲伐戎,死于戎;庄公昆弟五人伐西戎,不其簋铭文说“及戎大敦搏”,破之;庄公长子世父击戎,为戎所虏,过了一年才被放回;襄公伐戎至歧,卒。在激烈的战争中,秦人政治领袖的地位得到提升,成为西垂大夫,进而到襄公时成为诸侯。后世的儒家学者对秦多有非议,但对秦和西戎激烈的战争形势也看得很清楚。对《诗·秦风·小戎》,《毛诗正义》评议云:“美襄公也。备其兵甲,以讨西戎。西戎方强而征伐不休,国人则矜其车甲,妇人能闵其君子焉。”在战争的过程中,秦争取到了周王室的支持。 除了战争,秦还通过联姻巩固其地位。周人姬姓,不其簋铭文中,不其之祖公伯配偶为姬姓,不其或即秦庄公;秦公钟、镈铭文中有“公及王姬曰”,“王姬”应是周王之女下嫁于秦国国君者。秦襄公将他的妹妹嫁给丰王为妻。与姬姓联姻,特别是与周王室联姻,极大地提高了秦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 秦在被立为诸侯之前的实力到底如何?这一点现在难于做出确切地估计。林剑鸣先生《秦史稿》估计在春秋之前秦人的人口有数万之众。26《国语·郑语》史伯对郑桓公说:“夫国大而有德者近兴。秦仲、齐侯,姜、嬴之隽也,且大,其将兴乎。”郑桓公在周幽王八年任王室司徒,史伯所说的“秦仲”当指秦襄公。这时秦襄公尚未被封为诸侯,但已被视为“国”,而且“大”、“将兴”,说明秦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从实际情况来看,秦的实力可能更强一些,在襄公被封为诸侯之前,秦应该已经控制了今甘肃省东部的礼县、清水、天水一带。不然,秦襄公也不会在周王室危机时,“将兵救周,战甚力”,并用武力护送平王东迁。实力———军事力量,是秦人立国的基础。 二 秦人崛起的期:周余民 在秦庄公、襄公、文公时期,秦发展的战略思想是向东进入关中,进而控制岐西之地。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秦占领的地域越来越大。秦庄公破戎之后,兼并了大骆之族原来控制的犬丘;秦襄公二年徙都汧;秦襄公曾伐戎至岐。 秦占领的地域并不都是来自于周王室的分封或允许,特别是秦人进入关中,应该是逐步渗透和蚕食在先,这才有秦襄公二年徙都汧的举动,而在襄公七年,秦才被封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国语·郑语》云:“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这里的“秦景”,当为秦襄公之前的秦庄公。秦庄公、襄公掠取周王室的土地当时清清楚楚,人所共知。对所占领的土地,秦人的态度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强调这是“祖先的土地”,文公至汧渭之会,说:“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另一方面采取了神秘主义的态度,文公“乃卜之,占曰吉,即营邑之”。179与此相应的是,秦占领的地域上的人口不仅仅限于秦嬴宗族,还包括被秦所征服的戎族,到秦文公占领了岐以西之后,包括大量的周余民。这时,秦控制的地域从今甘肃东部到陕西关中西部,可以说,到秦文公时,“秦”原来指称的秦嬴宗族已经完全被地域性的秦国所取代,“秦人”也主要指秦国人。 在矛盾错综复杂、社会动荡不安的两周之际,在秦人正在崛起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