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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建设的优势、问题与实践价值 社区是微观个人、家庭和宏观环境的接触面，这与支持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活动是一致的。现代社会活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基于解决社区问题或解决基层问题的想法。社区社会活动也成为现代社会活动方法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致力于系统化的双向改变: 作为结构的环境是透过社区或日常生活形塑个人/家庭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 与此同时, 个人能动性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社区氛围乃至自然社会环境。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展开的特殊社会历史背景, 使得我国社区社会工作的发展具有嵌入和竞争化的特点, 由此决定了现实的社区社会工作开展受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影响和制约, 社区社会工作的有效展开也就注定有着强烈的本土化特色, 基于实践的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发展将有别于西方社区社会工作开展的既定范式, 我们以L市一个“三不管”楼院Q社区的社区社会工作发展为案例, 提出综合专业社会工作和实际社会工作、整合现有社区社会工作三种模式的社区综合发展模式。 一、 社会工作的困境 在当代城市研究将关注点集中于社区此起彼伏的维权运动时, 社会工作却在功能主义的影响下强调问题的个体化, 认为随着社会交往的碎片化, 以及生活空间的封闭化和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趋于个人化、私性化, 个人成为原子化的大众, 市民共同体和自发组织的弱化, 使得个人的生活安全越来越依赖于国家的保护。住宅开发的商品化使得原有的城市空间被分割化, 基于社区团结基础上的自主互助也因为物业公司外包式的服务而陷于消解, 城市居民已经习惯于购买服务而丧失合作提供服务的能力。在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夹击下, 仅有少数社区通过业主委员会等形式“抗争化、运动化”地进行自主互助式的服务, 在这种情况下, 社会工作服务的兴起试图通过专业化方法介入, 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共同体发展贡献力量, 但许多专业社会工作者单纯强调用科学知识和方法解决“案主”的问题, 往往使社会工作陷入修修补补的境地。特别是城市社区工作受城市巨量流动人口、老龄化、社会转型带来的弱势群体等问题的影响, 将大量精力和资源放在源源不断的“个案”上面, 忽视造成社区问题的社会根源, 不但导致有限社会工作资源的浪费和低效率利用, 而且造成社会工作的无力感, 社区社会工作改变社会结构与不合理状况的功能被大大遮蔽, 导致表面光鲜的社会工作在街区权力体系中逐渐失去影响。实际上, 物业公司规制体系缺乏导致的物业纠纷, 社区中业委会维权困境迫使社区成员采取各类集体抗争行动 ( 上访、游行、诉讼、诉之媒体乃至暴力手段) , 居委会工作理念与方法的滞后导致自上而下公共服务资源与自下而上社区需求对接错位, 社区社会组织发育不全导致社区公共事务缺乏居民参与, 社区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是社区各利益相关方缺乏合作机制与能力的表现。在社会工作的实务中, 很少看到社会工作者介入社区治理结构的创新中, 社区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和居委会往往被视为社会工作者进行服务时的宏观背景, 鲜见社会工作者在实务中将其纳入服务对象范畴, 更遑论社会工作倡导与领导层开发的体现和参与社区建设与社会建设的能力。社会工作正在失去对社区转型宏观结构关注的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 当代社会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受“社会问题范式”的影响, 将注意力集中于新建商品房的业主维权, 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城市中不同的、多层级的住宅产权形态, 也就大大制约了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发展回应社区特殊需求的有效性, 特别是许多社区内部本身有高度的复杂性, 居民对社区服务、社区管理、社区参与等方面的需求、能力、意愿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 避免一腔热情的仅仅以一部分社区居民中积极分子的需求来推动社区发展。从社区内部行动主体的角度来看, 新型城市社区经历了从分散的单个房产利益的机械集合到共同房产利益的有机整合的发展过程。社区共同体将从地区性、社会性、群众性、公益性事业中日益发展成为一个中介体和网络组织, 并在内部实现非行政的纵向沟通和横向联系。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仅仅从社区社会工作的理论僵硬出发, 将导致专业社工被吸纳到街道的权力网络过程, 导致社会工作外部服务行政化、内部治理官僚化和专业建制化问题, 对复杂的街区权力关系认识的缺乏大大限制专业社工嵌入社区治理的深度。将社会体系理论应用于社区研究, 正是把社区视为集中于某一地方而又比较持久的相互作用的体系, 把社区视为许多个人、群体、机构之间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的网络。社区日常生活总是通过社区里的网络来进行的。从社会体系理论来看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 将更加明晰地发现作为居民个体和社区的生态图, 也可以使社会工作介入更为宏观的社区治理, 推动社会工作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与价值。 在现行的社区社会工作模式中, 我们一般性地将社区社会工作分为地区发展模式、社会策划模式、社区照顾模式等三种类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