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一带一路OFDI的国家风险研究基于39个沿线东道国的量化评价.docxVIP

? ? 中国在“一带一路”OFDI的国家风险研究 基于39个沿线东道国的量化评价 ? ? 　　“一带一路”横跨亚欧大陆，涉及三大洲65国（包括中国），存在巨大的战略机遇，但也隐藏着很大的海外投资风险。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国家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已逾十年。2005年-2014年上半年期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失败的大型项目数量为32个，占中国投资失败的大型项目总数的24.6%；在“一带一路”投资失败的项目金额达560.2亿美元，占中国投资失败的大型项目金额的23.7%（王永中和李曦晨，2015）。 　　近年来，由于东道国政局变化、领导人更迭、社会动荡等原因，我国的一些大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遭遇重大挫折。2014年，越南骚乱造成大量中资企业财产损失甚至人员伤亡。2015年，柬埔寨政府宣布暂停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在建的总额4亿美元的水坝项目。同年，斯里兰卡因领导人更换，叫停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投资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该项目的前期投资已达14亿美元。以上事例表明，中国在“一带一路”OFDI存在着很多潜在风险。 　　然而，现有的一些指标体系，如美国政治风险服务集团（PRS）的国家风险评价方法、美国商业环境风险评估公司（BERI）的“经营环境指数因素体系”等，是从发达国家的视角评估东道国的投资风险，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OFDI不能完全照搬。本文将结合“中国因素”构建中国对“一带一路”OFDI的国家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这有助于我国企业识别和防范多种风险，减少我国在该地区的投资损失。 　　二、文献评述 　　1.国家风险的界定 　　国家风险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对政治风险的研究，Root（1968）将政治风险定义为在本国或国外能够引起国际商业运作的获利潜力或资产损失的政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Meldrum（2000）将国家风险的构成分为六大要素，即经济风险、转移风险、汇兑风险、位置或地域风险、主权风险和政治风险。从而将国家风险的内涵从政治领域扩展到了经济领域。但学术界对国家风险至今尚未形成一致认可的准确定义（王海军等，2011），国家风险概念的内涵还有待进一步充实和完善。此外，也有少数学者分析社会风险、文化风险对OFDI的影响（孟醒和董有德，2015；刘娜娜，2015）。但总体而言，以往对国家风险的定义主要界定为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而较少涉及社会文化风险。本文将国家风险的研究范围拓展到政治风险、经济金融风险和社会文化风险等。 　　2.OFDI国家风险的量化评价 　　国家风险评价有定性和定量评估两种方式。定性评估是根据评估者自身的主观经验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做出描述性的评价；定量分析则基于数理方法，较为精确（陈菲琼和钟芳芳，2012）。 　　（1）以往的风险指标评价体系仅适合发达国家 　　在政治风险的量化评价中，一些国际评级机构建立了不同的评价体系，如美国政治风险服务集团（PRS）的国家风险评价方法、美国商业环境风险评估公司（BERI）的“经营环境指数因素体系”等。Ferrari和Rolfini（2008）将政治风险划分为征用及限制风险、资本转移风险和政治暴力风险等三类子风险，并建立了指标体系。但这些指标体系是从发达国家的视角评估东道国的投资风险，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OFDI不能完全照搬。 　　（2）国家风险量化中的“中国因素” 　　部分国内学者尝试在评价体系中加入“中国因素”指标，如：地缘政治和中国威胁论（姚凯和张萍，2012）、对华歧视性限制和对华负面情绪等（孟凡臣和蒋帆，2014）。但以上指标体系仅考虑了母国因素，而较少兼顾中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因素。 　　（3）经济金融风险与社会文化风险量化研究不足 　　除政治风险外，学术界对经济金融风险、社会文化风险的量化研究较少。少数学者采用了美国政治风险服务集团（The PRS Group）的世界各国经济风险（ERI）和金融风险（FRI）数据来衡量国家经济金融风险（胡兵和李柯，2012；王海军和高明，2012）。有学者从东道国国民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情况、社会治安情况、经济管制情况、其他投资风险的角度对社会风险进行了量化（孟醒和董有德，2015）。而对文化风险的量化研究还比较少，仅有少数学者进行了定性分析（刘娜娜，2015）。 　　总体而言，现有国家风险评价体系大多是为发达国家的OFDI服务的，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不能完全适用。而且，现有指标体系仅以东道国单方面因素构建OFDI的国家风险，较少考虑母国因素以及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关系在OFDI风险中的作用。因而，在评估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风险时，不能一味地照搬以往的经验，不仅要考虑“一带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