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企业出口与直接投资的选择来自中国企业的理论和证据.docxVIP

? ? 不确定性、企业出口与直接投资的选择 来自中国企业的理论和证据 ? ? 　　世界经济不景气，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之国内生产成本上升，中国依赖以往的出口保增长策略可能“举步维艰”，维持原来高速增长的出口也将“难以为继”，中国企业必将面临国际化路径转型，即从原来仅依靠出口转型为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ODI）并重。用直接投资接替出口，不仅可以规避贸易壁垒，也能够更大程度地发挥企业规模经济和获取更加丰厚的利润。表1统计了中国ODI和非ODI企业在东道国ODI或在目的国出口之前已经对该国出口的时间。有34.1%的企业在东道国ODI之前没有在该国出口，有41.7%的企业在目的国出口之前在该国没有出口，二者差值为7.6%。随着出口经验从1年增加到3年，ODI企业和非ODI企业之间的差值从4.2%下降到1.1%。最明显的是有20.7%的企业在对东道国ODI之前已经有4年的出口时间，而出口企业只有6.4%。这说明企业在对东道国ODI之前需要更长时间的出口经验。为什么企业在对东道国直接投资之前需要更长时间的出口经验？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企业如何从出口转换为对外直接投资？ 　　依据传统FDI理论，出口可以发挥企业在母国的规模经济优势，节约固定成本，但需要承担运输成本和关税等可变成本；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节约上述可变成本，但需要承担直接投资的固定成本。此外企业还面临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如企业可能不知道国外市场对其产品的市场需求有多大，也不知道消费者偏好；企业也可能不知道国外的制度规则、法制和其他制度因素导致的可能影响。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国际化经验明显不足。中国企业如何从出口转换为对外直接投资，这是当前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讨论的问题涉及企业采取何种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目前文献主要从以下3方面进行研究：第一，企业出口动态。这类文献研究发现，新出口者先是少量出口，并在短期退出出口市场，而只有在出口市场存活下来的企业才可能进一步扩大出口规模（Eaton等，2008；Aeberhart等，2014）。上述文献仅聚焦于企业出口，而忽略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另一种形式，即对外直接投资。第二，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方式的选择。企业可以通过出口或直接投资的方式来服务国际市场。这是传统FDI理论的邻近—集中（Proximity-Concentration）的权衡问题（Brainard，1997；Helpman等，2004）。也有文献从理论上探讨市场不确定性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如出口或直接投资（Rob和Vettas，2003）。这类文献虽然考察了企业出口和直接投资的选择问题，但对二者的内在选择逻辑与理论机制并未系统挖掘，更没有考察出口和直接投资的转换问题。第三，出口动态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联系。如Ramondo等（2013）和Conconi等（2016）考察了双边市场联系、出口经验和东道国制度不确定性对企业直接投资的影响。上述文献虽然考察了出口与直接投资的转换问题，但仅从制度不确定性视角来探讨，而忽略了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对出口和直接投资的动态影响。由传统FDI理论的邻近—集中原则可知，东道国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是决定企业选择出口还是直接投资的最关键因素。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企业规模经济是否能够发挥，从而决定了企业选择出口还是直接投资来服务国际市场及其二者的动态转换。因此，忽略市场需求不确定性的影响显然不足以解释企业出口和直接投资的转换问题。 　　本文从东道国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视角考察了企业在出口和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及其动态转换。国际商务案例研究发现，由于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如市场需求波动、商业环境、文化差异和市场结构等，导致企业采取渐进式的国际化路径（Johanson和Vahlne，1997）。例如，通过出口来观察东道国市场需求，当发现“有利可图”时企业才决定从出口转换为直接投资。由于直接投资具有不可逆性，固定资产投资一旦发生则成为沉没成本。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未来市场需求萎缩。由于需求萎缩降低了在东道国建立企业的规模经济，所以企业需要通过更长时间的出口来考察市场的稳定性。本文研究发现，在市场需求不确定性较大的国家，中国企业需要更长时间的出口经验来判断是继续出口还是转换为直接投资。 　　 　　二、理论分析 　　本文主旨是考察东道国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对企业从出口转换为直接投资的影响。借鉴Conconi等（2016）和Gumpet等（2016）的文献，本文建立一个动态局部均衡模型来分析市场需求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从出口到直接投资的转换问题。在差异化产品市场中（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时间为离散变量，产品间的替代弹性为1/（1-α）（0＜α＜1），企业对未来利润的折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