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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同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与有效性分析 ? ? 　　F123.16 ：A 1008-407X(2017)01-0043-09 　　货币政策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其成功与否的关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调控工具的选择。进入2013年，我国经济告别两位数高增长模式，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宏观经济中“区域、产业、收入”三重结构失衡并存，经济结构调整与增速下调已成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原有货币政策调控带来的产能过剩、资产泡沫和地方债务等问题逐渐暴露。面对经济结构转型与保增长的双重要求，央行一方面频繁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存款准备金率，不断释放流动性；另一方面，降低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引导金融机构适度扩大信贷总量。经济周期潮起潮落，货币理论乃至整个宏观经济理论关注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下，何种货币政策工具能有效地减缓经济波动；面对非货币政策冲击时，其对宏观经济变量的调控绩效又当如何；对社会福利有何影响。本文旨在应用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对以上问题进行较为深入地探讨分析。 　　最早将货币政策调控工具量化的是凯恩斯，他认为：“有效储蓄之数量乃定于投资数量，而在充分就业限度以内，鼓励投资者乃是低利率，故我们最好参照资本之边际效率表，把利率降到一点，可以达到充分就业”[l]。由此可见，凯恩斯对以利率为代表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持肯定态度。20世纪70年代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提出了与凯恩斯截然不同的观点，他指出某一货币总量是目前可得的、最好的货币政策的直接指示器或评判标准，因此，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调控工具不应是利率，而是货币供给量[2]。虽然“Poole规则”的提出为货币政策调控工具的选择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但至今学术界对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孰优孰劣及其效应的争论仍在继续。Atkeson认为，数量型工具虽易操作，但难以做到收放自如，容易造成“急刹车”等消极影响；价格型工具虽能对微观经济主体拥有直观的宣示效果和观测力，但需要市场化的经济环境和理性经济主体，才能观察博弈效果[3]。Walsh提出在短期当经济波动因素主要来源于总支出时，采用货币供应量调控工具能将产出拉回到稳定水平；当货币乘数或货币需求具有较高易变性时，应采用利率工具[4]。Sims借助于五国VAR模型发现了“价格之谜”，即采用数量型工具为主的紧缩性货币政策短期会使产出与货币存量下降，同时加剧了通货膨胀，挤占了社会福利空间[5]。Canzoneri和Dellas认为，当央行利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抑制经济过热时，在降低通货膨胀的同时也导致了实际利率水平的提高，并通过货币成本传导机制，加重政府债务的利息负担，引起税收增加[6]。 　　国内学术界也围绕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展开了广泛讨论。一种观点赞成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能够较好的刻画各种利率走势，且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断增强。黄金老指出，货币数量控制工具未来须让位于价格型工具[7]。谢平和罗雄的结果表明，利率规范值与实际值的偏离恰好等于政策操作滞后于经济形势发展的时间差[8]。刘斌检验了最优简单货币政策规则在不确定环境下的稳健性，该规则考虑了货币政策的利率工具却没有涉及数量型工具，这与夏斌、廖强建议“货币供应量已不宜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观点相吻合[9，10]。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货币流通速度趋于稳定，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导致产出增加和物价上涨，而利率型工具对产出与物价的影响并不显著，货币型工具与产出之间的高度相关性表明央行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政策效应较强[11]。盛松成和吴培新认为信贷规模与广义货币供给量实际上是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该调控模式在1998年前后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12]。还有些学者对以上两种观点提出质疑，如秦宛顺等人从中央银行福利损失的角度出发，认为“以短期利率和以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并无差异”[13]。 　　综上所述，学术界围绕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与有效性展开了积极探索，然而现有文献研究普遍存在以下不足：忽略了对预期、通货膨胀以及内外部扰动因素；多数研究是在封闭经济环境前提下展开，尽管近期研究趋势已将此条件逐渐放开，但置于开放条件下的该问题研究仍存在较大的探索空间；分析框架多止步于局部均衡而非一般均衡，处理方法具有随意性，未考虑微观经济主体最优决策对实体经济及对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的影响，故进行政策模拟与分析时得到的结果往往不太可靠。为克服上述局限，本文尝试从以下三方面进行理论拓展并将其应用于我国现实研究。首先，在基准模型构建与推演中，加入预期因素；其次，为展现通货膨胀惯性和产出持续性，尤其更好地解释货币政策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采用工资价格黏性替代传统价格黏性，同时将技术冲击与外生消费习惯等特征引入模型，使其更贴近现实；再次，采用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型)来研究不同货币政策工具选择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