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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误读与误读 米哈巴赫金的科学发现是20世纪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并在不断的基础上得到解决。他的理论所独具的魅力和丰富的可挖掘空间让许多理论流派向他伸出了橄榄枝,理论家们纷纷援引巴赫金的思想作为丰富其理论构架的资源。巴赫金的思想是丰富多彩的,在其中可以看到文学、文艺学、哲学、美学、历史文化学和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影子。同时,巴赫金的思想体系又是未完成的,甚至不能称其为体系。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他的许多思想都是以隐讳的笔调写出的,在字句背后可以体味到他欲说还休的无奈。还有一些理论则是未完成的或未发现的,因为巴赫金及其理论的发现纯粹是历史的机缘,就连巴赫金本人都没有将自己的理论著作全部公诸于世的计划。这样就留给了后人以理论开发的巨大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巴赫金的许多字面下的思想和未曾道出的理论在其他学者的吸收运用中获得生机并引领了时代的潮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对于巴赫金思想的误读而造成的误解、误用。将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定位为当代大众文化的思想资源就属于对其思想的误解。 一、 文化多元性的提出,是一个跨文化的领域之一。在这设 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杰姆逊区分了三种文化形态,它们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其中与后现代主义相对应的社会形态是晚期资本主义。他提出,后现代主义的表征为深度模式削平、历时意识消失、主体性丧失、距离感消失等几个方面。杰姆逊以大众文化为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模式,认为它的特点是从现代主义的语言中心转向后现代主义的视角中心文化。在后现代主义社会中,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具有支配并塑造其他一切形式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权利,大众文化表征了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纯文学与俗文学的界限基本消失。商品化的逻辑浸渍到文化逻辑中,艺术作品正成为商品。 对于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关系定位的问题决定了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是否可以成为大众文化理论资源的前提,因为巴赫金的狂欢化的思想就是在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的评述中产生的。 在《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一书中,约翰·多克运用米哈伊尔·巴赫金关于狂欢和狂欢思想的理论对大众文化进行了肯定地论述。约翰·多克对詹姆逊的文化分期提出了质疑,他提出大众文化是多元的,否认在文化中有主导文化的存在,因而根本不能用单一的所谓后现代的文化逻辑来决定大众文化。他认为,后现代文化逻辑仅仅描述了大众文化的某些特征,而不是全部。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大众文化中包含了民间文化,并且保留了大量的狂欢节的因素。“总的来说,杰姆逊对后现代性采取了一种反映论的文化观点——我总认为,反映论注意把文化现象简化为一种预先确定和预先判断的环境是个粗俗的错误,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特别易犯的错误,这也确实是过去20年来马克思主义大厦倒塌的一个主要原因。杰姆逊的‘方法’,他的‘文化分期’,想当然的认为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能明显区别于其他时期的代表性特征。”(P170-171) 对于约翰·多克的论述笔者认为,不能因为文化的多元性就否认一个时期的文化所具有的独特品格。文化的时代特点是由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现象,文化产品和文化的存在方式所决定的,这些是这一时代的独特产物,代表了特殊文化时期的独特风貌。在当代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后现代文化逻辑就是引领时代潮流的文化逻辑,而大众文化则是其生动的写照。当然,由于文化具有传承性的特点,某一种文化不会随着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消亡而马上退出历史舞台,相反,有许多文化种类有与其生存环境的稳固性而一直保留了下来。我们不否认民间文化具有时间上的继承性,也就是说,在大众文化横行的今天民间文化依然保持着其旺盛的生命力。虽然一些民间部族和民间的艺术品已经不可挽回的灭绝了,但是我们仍然能在与大众文化同处的当代社会中,通过民间活动感受到民间文化的活力,在今天的民间文化中仍可以听到远古的呼唤。因此,约翰·多克能够从当今的社会中找到中世纪的狂欢文化乃至更早的民间文化的痕迹,这只是文化多元化的根据,而绝不是大众文化的特点。杰姆逊也没有因为提出了后现代的文化逻辑而否认文化的多元性。他强调:“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文化工业的出现,在欧洲和北美洲这种情况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在第三世界,比如说南美洲,便是三种不同时代并存或交叉的时代,在那里,文化具有不同的发展层次。这三个阶段的划分当然只是适用于一具体的社会阶段,而且必须和整个前资本主义传统联系起来才行,但这并不妨碍这三段划分法的可行性。”(P6) 同时,并不能从大众文化的多元性推导出大众文化就是民间文化,或者不能认为大众文化包容了民间文化,民间文化是大众文化中的一元。如果将大众文化定位为是与现代主义所称道的精英文化相对立的文化,似乎是可以将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以及其他一切下层文化归为一类。但是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和麦克唐纳等大众文化研究者们所指出的,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