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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梁启超的文学与儿童观 清末，学者们对文学的作用开始有了新的反思。梁启超陆续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继承并发展了康有为利用说部、戏曲为启蒙手段的的这一设想。在这个以文学启蒙国民的过程中,梁启超涉足了翻译、小说创作等各领域,其中的一些作品是以儿童为设定读者的。本文即以其翻译小说《十五小豪杰》与《新小说》的“杂歌谣”栏目为主要对象,试图考察梁启超的儿童观及儿童文学观。 一、 部书的出现与超越传统的“原理” 早在《变法通议·论幼学》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已经提出了自己对儿童教育的规划蓝图。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西人发明创新和识字率远远领先于中国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双方的资质差别,而在于幼学,认为中国的儿童教育师资蠢陋,教学方式不符合儿童特点,学习目的功利。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教育天下学究;重编蒙学之书;安排张弛相间的功课时间。 梁规划的蒙学书有7种,包括识字书、文法书、歌诀书、问答书、说部书、经书、名物书等。歌诀书和问答书这两种形式早已有之,值得注意的是梁所装载的内容:歌诀书不取传统的三字经、千字文,因其“事物不备,义理亦少”(P52),而应包括(已有的)直省府厅县州韵语、历代纪元歌等,和(宜补著的)经学、史学、子学、天文、地理、物理书。其中天文书应包括“诸星种别名号歌”、“八星绕日及诸月歌”、“测候浅理歌(专言潮汐空气风云雷雨等事,亦谓之地面学)”;地理书应包括“五洲万国名目歌”、“中国内地属地名目歌”、“地球高山大河名目歌”、“中国大都会外国大商会名目歌”等。物理书应包括“原质名目歌”、“动物情状歌”、“植物情状歌”、“微生物情状歌”等(P53)。这张蒙学书单,也就是教科书的清单显示了梁启超对儿童的设计框架。语文、地理、历史、天文、地理、物理,这是对知识体系的设计;经学、子学则不仅是语文学习,同时也是“义理”,即道德伦理体系的学习。传统道德伦理与西方科学常识构成了这个框架的主干。 在德性与科学之外,说部书的出现,为这个设计框架增添了文学的元素。传统蒙学中不是没有文学的因素,梁启超四五岁时父母就授以《诗经》;蒙学读物中也有讲故事的,如《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但说部书从来没出现在蒙学读物中。为什么在幼学中放入这种新的体裁?他的理由是时人文字与语言脱节,所以“妇人农甿,靡不以读书为难事”,如果能用“今之俗语”著书,“则解者比多,而读者亦伙”(P54)。说部书的内容有“诲淫诲盗”的,那是因为被小人把弄才至于此,只要改动内容,就“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官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宜,岂有量哉”(P54)。亦即说梁启超的目标在于激发国耻,讽刺时弊,改造社会风气。说部书被委以重任,并不是因其审美或娱乐功能,而是因为这种体裁的传播效率,凡是会说话会认字的人就能阅读,不存在文字艰深难解之虑,对于梁的目标而言,它能最大程度地扩大受众范围。 说部与儿童联系在一起,这个主张再次出现在随后的《蒙学报演义报合叙》中。梁启超在此文中重复指出儿童教育的重要性,认为科举制度窒塞性灵,造成了才尽气敝之天下,所以“他日救天下者,其在今日十五岁以下之童子夫”(P56)。在儿童教育的手段中,他仍然拈出小说来: 西国教科之书最甚,而出于游戏小说者尤伙。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悦童子,以导群氓,未有善于是者也。(P56) 要救天下,就要教育儿童,要教育儿童,就要重视“俚歌与小说”,日本变法成功,就是这一逻辑的证据。儿童、歌谣、小说,三者就在这一逻辑下结合在一起。 梁启超对歌谣的推崇不止见于这篇序言,更多见于《饮冰室诗话》,其中对他人的歌谣创作屡有热情赞美。他介绍东京音乐学校的曾志忞时,将音乐与诗歌并提,认为“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P59),中国传统诗歌,如诗经、楚辞、唐绝句等,原本都是与音乐合为一体的,但这一传统已经中断。所以他读到《江苏》杂志上登载的军歌、学校歌时,“拍案叫绝”,甚至说“此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也”(P59)。可见他认为歌谣这一体裁既能恢复词曲一体的文学传统,又能满足“改造国民之品质”这一新形势的需要。《饮冰室诗话》第九十七则再次介绍曾志忞,赞扬他的《教育唱歌集》填补了小学唱歌这一空白,以至于“吾见刻本,不禁为之狂喜”(P77),并发表了他的儿童唱歌理论与作品。《诗话》第五十四则及七十七则两次发表了黄遵宪的歌谣,其一为《出军歌》、《军中歌》,其二为《小学生上学歌》。在介绍黄遵宪的军歌时,梁感叹中国人无尚武精神,并认为“音乐靡曼”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所以“见黄公度出军歌四章,读之狂喜,大有‘含笑看吴钩’之乐”(P43),对其作品高度评价,认为其“精神之雄壮活泼沈浑深远不必论,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P43)。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