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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康先生晚年的学术人生 我收集了许多关于“文化大革命”组织出版的报纸和传单材料，其中大部分是上海出版的。搜集时间主要集中于1966年8月至1967年9月之间, 2005年到2009年又补充了不少。这些资料现在已很少见, 不少已成孤品。我能收集到这些资料很不容易, 有几个巧合促成了这些资料的收集。 第一是时间上的巧合。从1966年初到1967年底, 我因为身体不好, 正巧在家休养, 属社会青年, 我就有了收集这些东西的时间。那时, 我每天从家里出来, 先到浙江路, 再到南京路, 再从南京路到西藏路, 然后从西藏路回到家里, 路程大约500米, 每趟总能带回不少小报、传单。我就在家里一点一点地看。 第二是空间上的巧合。当时我家就在南京路边上, 占有地理优势。南京路是上海的商业中心, 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成了一个政治中心。上海凡有风吹草动, 那里马上就会有所反应。大串联的时候, 全国各地的学生到上海, 一定会到南京路散发宣传品。上海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 也一定会到南京路造声势。一些组织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 他们就会带很多传单和报纸到南京路来散发、张贴。当时, 在南京路两边, 从外滩到国际饭店所有的橱窗和墙面, 都贴满了大字报, 空中还不时有传单散落, 各种各样的内容都有。大字报上再贴大字报, 不断更新。有一次, 我看到有人从橱窗上撕下来的大字报, 都有一寸左右厚。因此社会上一有什么动静, 住在南京路边上的我马上就知道了, 就会跑去看热闹, 回来的时候总能捧回不少小报、传单。 第三是出身的巧合。我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 因为这个出身不属于红五类, 不能参加工厂的造反, 只能是旁观。如果我介入进去, 在“文革”中投入了这个运动, 大概就没有时间去收集这些东西了。 我当时收集这些东西, 一是靠向人要, 二是靠地上拾, 三是靠空中抓。刚开始我收那些小报和传单都是不要钱的, 因为当时革命的宣传品, 是不兴用钱买的。况且, 他们印这些报纸、传单的费用都是国家出的, 也没有成本。免费的宣传品给我的收集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我有一份1966年9月1日出版的北京《红卫兵报》, 是北京来上海串联的红卫兵在马路上散发的。几个月以后, 报纸就要用钱买了, 价格一般是二到三分钱。 记得收集这些传单还起过一定的作用。因为出身不好, 家被抄了。当时我们里弄都是独幢独户, 住的都是一些开厂、开店, 还有医生、画家等一类的住户, 估计有一半住户被抄过家。抄家后接着就是批斗, 在批斗的过程中红卫兵叫我们子女去看, 接受教育。有些红卫兵批斗动作有点大, 我当时年轻气盛, 就跟他们说:“你们这样是不对的。”我找来一份“要文斗, 不要武斗”的传单给他们看, 他们看了后, 还真起了作用, 批斗的动作客气了不少, 强按下跪的动作也没有了。 我这个人喜欢看书, 抄家时书都抄走了, 没东西可以看, 我就看马路上的大字报, 看传单、小报。不管什么传单、小报, 我都看, 而且可以带的, 我都带到家里看。看的目的, 一是要了解当时的形势, 了解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情况;二是关心自己的命运, 从中了解当时对我们这类人的政策。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 关系到每个人的命运, 所以我很关心政策形势的变化。 由于时间和地理位置上的优势, 在上海发生的几个大事件, 我或多或少都曾目睹。像红卫兵在南京路“破四旧”、关于“老子、儿子”对联的辩论、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红革会”占领解放日报、“红三司”静坐公安局、“支联站”在人民广场召开支联大会, 我都看到了。解放日报事件时, 我看到“红革会”的人在解放日报社阳台上, 把《红卫战报》撒下来, 下面的游行人群捡到后却把它撕掉。“支联站”在人民广场开支联大会是1967年的夏天。那年夏天天气很热, 我居住的周围, 不管老的小的, 吃完晚饭, 洗完澡, 就拿着一把小板凳和一把扇子赶去人民广场听支联站的辩论会。那时陈卜昌有辆小卡车, 上面装着喇叭, 天天来宣传。陈卜昌这个人的口才很好。打“联司”也是从人民广场出发的, 我看到不少喊着口号的队伍, 有些人还拿着长矛等武器, 向人民广场聚集, 居民都很紧张。 我这样陆陆续续地收集“文革”资料, 看了以后就放在边上。我有一个竹子做的书架, 抄家以后书没有了, 我就用来放报纸、传单。我的住房当时只有7个平方米, 收的多了, 家里就发生矛盾, 要我把这些东西当废纸卖了, 可是我哪里舍得啊!辛辛苦苦收集, 已成了爱好。就这样, 我在最乱的两年收集了很多这类东西, 内中有不少重要的资料, 现在已很少见了。当时没有集报这个概念, 我收集这类东西只作为兴趣爱好。当时有这种爱好的人不少, 上海南京路老杂技场边空地, 有个交换报纸的集市, 每天有几十人在那里交换报纸, 我也常去。 到了1967年底, 我开始上班, 就没有时间去收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