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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兼并、异质企业与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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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1002-2848-2017(02)-0072-14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重复建设严重、产业集中度低及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依然制约着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通过兼并重组化解产能过剩,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并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种模式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①。在国家相关政策的鼓励和引导下,我国企业并购市场近年来发展迅速。据清科数据库的相关报告②,我国企业仅2013年就完成1,232起并购交易,涉及的交易总金额高达932.03亿美元,创下2006年以来的历史新高。国外许多研究表明,并购并不必然意味着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1-3],这就提出一个令我国学界深思和亟待探讨的问题:我国近年的企业并购是否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水平?本文拟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和解答。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并购的经济社会效应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相关内容大致可归结为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对并购动因的考察。现有文献或是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强调管理层的自利动机在并购决策中的重要性[4];或是从行为金融学的视角,分析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企业并购的关系[5-6];或是研究地方政府干预在并购中的特殊作用[7-9]。第二,对并购效果的研究。部分学者分析了并购对公司会计财务指标的影响[10-12];另一部分学者则考察了(并购公司或被并购公司)并购后的股价及其累积超额收益率等指标的变化[13-15];还有学者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研究了公司的并购效率[16]。第三,对公司并购发生可能性的预测[17]。然而,国内学者对并购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问题则很少涉及。
  国外学者关于并购的(事后)创新效应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文献,相关研究大致呈现出这样两个特征③:第一,关于并购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理论研究和经验证据存在明显的冲突。绝大多数理论文献认为,收购和兼并对企业创新应有积极作用。遵循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学者强调,通过并购其它企业,不仅可以实现研发的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而且还可以削弱溢出效应给创新企业带来的不利外部性[18-19]。从事动态企业理论研究的学者则认为通过收购其它企业,主并方可以获取外部知识及相关资源,在与企业内部知识和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的基础上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20-21]。然而,实证文献的研究结果与理论预测的正相关关系却大相径庭,几乎所有的经验证据都表明并购或者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水平[1-3,22-24],或者与企业创新不相关[25-27],鲜有文献发现并购会对企业创新有积极影响[26,28]。第二,为了协调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的这种冲突,部分学者进一步拓展了动态企业理论有关企业异质性的观点,考察了收购企业在知识吸收能力方面的异质性对并购创新效应的调节机理④,“并购—吸收能力”这一框架已成为当前研究并购与创新关系较为主流的理论逻辑。
  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文献主要研究了英美等国收购兼并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并没有涉及到中国问题。中国的公司环境和产业环境与英美等发达国家显著不同,主要表现是多数产业的集中程度低、无序竞争严重、国有和民营企业同时并存以及国有大企业在并购重组中承担着非常特殊的角色等,所以中国企业并购的外部环境以及内部治理机制较英美企业远为复杂,不同的企业其知识吸收动力应有很大差异,仅以“并购—吸收能力”为主的理论框架以及以英美企业为主的实证结论不足以完全解释中国的具体实践。因此,很有必要结合中国的公司和产业发展实践,构建一“并购—吸收能力—吸收动力”的理论框架,从公司微观和实证层面对如下3个问题进行探讨:第一,中国企业并购是否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第二,企业并购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是否会因企业自身吸收能力、治理环境以及产业竞争状况的不同而不同?第三,企业性质是否对并购的创新效应存在调节影响?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已有的“并购—吸收能力”分析框架内引入“吸收动力”因素,藉此研究了中国企业并购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第二,研究了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治理环境以及产业竞争状况的差异对并购与企业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第三,探讨了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并购创新效应方面的不同表现;第四,采用倾向性得分法对并购的“反事实样本缺失”以及“内生性问题”进行了处理。
  其余部分的安排如下:首先通过对知识基础理论的借鉴与拓展,构建理论框架并提出相关假说;然后设计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紧接着是实证结果分析;最后总结全文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理论框架与假说提出
  现有关于收购兼并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主要按照以下两种思路展开:一是强调并购能够有效促进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协同效应[18-19];二是将创新看作是知识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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