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折与海运胡林翼改革与19世纪后半期的湖北漕务.docxVIP

? ? 改折与海运 胡林翼改革与19世纪后半期的湖北漕务 ? ? 　　K254.2 A 1002-8587(2018)-01-0063-19 　　咸丰七、八年(1857-1858)间，湖北巡抚胡林翼于克复武昌后，推行漕粮改折减价为中心的漕务改革，时人视之为胡林翼抚鄂“第一美政”。①20世纪30年代以来，夏鼐等学者普遍将其视作太平天国战争、咸同政局中的重要事件，强调其在收拾民心、筹措饷需等方面的政治意义。②罗威廉等学者则从晚清督抚财权上升、中央—地方关系变动，以及漕政变迁的角度，对该事件做了深入的考察。③笔者认为，胡林翼改革湖北漕务一事，其意义不限于一省一时。如从清代田赋、漕运制度的演进来看，该事件的转折性意义，尚未得到足够的认识，仍有进一步阐发之必要。 　　《清史稿》载：“自乾、嘉以来，州县征收钱粮，多私行折价，一石有折钱至二十千者。咸丰中，胡林翼始定核收漕粮，每石不得过六千钱。”此后，山东、江苏、江西、河南、安徽等有漕省份纷纷效仿。④该事件的意义，一是例应征运本色的漕粮，至此普遍折征折解；二是各省自雍正年间以来，始行重订钱漕征价，是为“第二次耗羡归公”。这两点成为晚清漕运、田赋制度变革之趋势、运作之惯例。本文将侧重以上角度，从更广阔的时空脉络中重新考察咸丰七年胡林翼的漕务改革。⑤此外，也特别关注与漕务改革密切相关、但先行研究注意不够的重要史事：咸丰末年湖北州县之清厘田粮及同光年间该省漕粮之采买海运。 　　二、咸丰七年胡林翼的漕务新章 　　自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漕粮河运成为延续明清两代四百余年的定制。清代每岁将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八省漕粮(米、麦、豆)400余万石运至北京，以供八旗兵丁口粮、官员俸米及皇室食用。有漕各省中，湖北距运河较远，且漕额最轻。该省额征漕粮(又称北漕)正耗米16.3万石有奇，由旗丁经长江、运河挽运京师。除给丁耗米外，实际交仓漕额13.1万石。另有南米正耗13.8万石有奇，由各州县解交荆州满营及各标绿营，留作本省兵糈。以上漕、南米石统征分解，共计30余万石，分隶省内33州县，多者赋额2万余石，少者仅数百石。 　　道光后期，湖北漕务积弊重重，如胡林翼所言： 　　湖北钱漕积弊，自道光二十年后，岁额征不及半，江陵、监利等县，则自道光二十年后，额征不及二分。而浮收之数，则每石竟至二十余千，州县书差恣意中饱，日甚一日，几于不可收拾。⑥ 　　一方面是漕粮的浮收勒折，无论本色、折色，均已达到极高的水平，各户负担亦多有不均。这又与漕务冗费的激增互为因果，后者包括旗丁之兑费、各上司衙门之漕规、房费，以及绅衿之漕规等。另一方面，州县虽浮收勒折，亦不堪负担上下冗费，不得不历年捏报灾歉，以蠲缓漕粮为腾挪之计，天庾正供因之缺额日甚。⑦笔者根据历年的奏销档案，统计了19世纪前半期湖北的交仓漕额(见表1)。 　　由表1可见，19世纪前四十年，交仓额数相对稳定，除少数被灾年分(1811、1831、1835)外，历年漕额均完九成以上。但如胡林翼所言，道光二十年(1840)成为此期的转捩点。此后交仓漕额起伏不定，呈明显下滑趋势。道咸之际的平均值仅及额征的七成零，尽管未如林翼所言“岁额征不及半”。这些缺额源于州县捏报灾歉。历年奏销档案中，胡林翼点名的监利、江陵等县多有因“渍淹冲压”缓征漕粮之记录。由于漕务冗费膨胀，地方官不堪负担日益浮高的漕运成本，只能以亏空正供来应对。同期，类似现象也发生在江苏、浙江等省，漕粮河运制度病入膏肓，濒临崩溃。⑧ 　　 　　咸丰二年(1852)十一月，太平军进入湖北，武昌、汉阳频陷频复，有漕各州县迭遭兵燹。同时，因军兴运道梗阻，清朝被迫暂停漕粮河运。三年七月，江西、湖南、湖北三省漕粮奉部议改以折色解京：花户仍同前完纳本色，地方官将所征米石变价解部，每石计银1.3两，是为漕折银。⑨咸丰三、四等年份漕粮大多蠲缓。五年，部分州县起征漕粮，尽数派拨荆州满营及各绿营兵米，然不足1万石。⑩咸丰六年十一月，清军克复武昌、汉阳，楚境渐次平定，但因兵燹、被旱之故，漕粮仍多缓征。(11)此数年中，各属漕折银“批解无几，随时提充军饷”，并未解京。(12) 　　胡林翼，字贶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道光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道咸之交任贵州知府、道员，屡擒盗匪，为湖南巡抚骆秉章奏调。咸丰五年，擢湖北布政使，署理湖北巡抚，率部与太平军战于武昌等地。咸丰六年十一月，清军克复武昌、汉阳后，实授湖北巡抚，主持鄂省军政大局。咸丰七年，湖北军务大体告竣，但仍需为省内及入江、皖作战各营提供饷需。是年胡林翼改革漕务，首先是出于筹饷的考虑，此外也有顾及民生之意。此前的咸丰五年，湖南巡抚骆秉章为筹措饷需，被迫改定湖南钱漕章程，却取得较好的效果，是为咸同年间各省钱漕改革之始。湖北的漕务改革，借鉴了湖南的经验，但更为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