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审计的外部治理效应基于股价崩盘风险的研究.docxVIP

? ? 政府审计的外部治理效应 基于股价崩盘风险的研究 ? ? 　　F276.6 ：A 1001-9952(2017)04-0133-13 　　处于转型发展阶段的中国最为明显的制度特征是：相对较薄弱的法律、不断发展的市场以及强有力的政府。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的成功，学者开始聚焦于中国经济成功的制度因素，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林毅夫，2010)。具体到微观企业，相对于法律和市场，政府的行政监管具有高效、灵活的特点，可以对法律和市场机制形成非常重要的补充。例如，基于美国的研究发现，美国税收总署(IRS)的税务稽查能够显著提升相关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Hanlon等，2014)，改组之后的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明显改善了相关审计师的执业质量(Lamoreaux，2016)。基于中国的研究同样发现，证券监管和税收征管能够缓解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减少外部投资者与公司内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起到公司治理的作用(Chen等，2005；曾亚敏和张俊生，2009；叶康涛和刘行，2011)。但是上述文献使用的是横截面的政府监管变量，其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可能对研究发现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在证券监管和税收征管较强的地区，公司的代理成本本身较小。审计署2003年开始实行的审计结果公告制度为我们检验政府监管的公司治理效应提供了绝好的研究环境，部分中央企业被审计署审计，而其他公司未被审计，这样我们可以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来缓解内生性问题。 　　政府审计是执政者高度重视且寄予厚望的常见监管措施，是内生于国家治理系统的一个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是国家依法监督制约权力的制度安排，这种强有力的治理机制会对社会、政府和企业产生重大的影响(刘家义，2012)。相关研究大多支持中国政府审计具有明显的外部治理效应，如实施政府审计后，相关上市公司受到了资本市场的惩罚(李小波和吴溪，2013)，其会计信息质量明显提高(陈宋生等，2014)，过度投资问题得到显著抑制(陈海红等，2014)，超额在职消费大幅减少(褚剑和方军雄，2016b)，经营效率和经营业绩得到改善(蔡利和马可哪呐，2014)。本文则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角度进一步检验政府审计的外部治理效应。同时，由于股价崩盘可能产生的重大负面影响，其成因及后果成为监管者、社会公众以及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Jin和Myers，2006；Hutton等，2009；许年行等，2012)。大量研究表明，管理层隐藏坏消息的机会主义行为是导致股价崩盘的重要原因(Jin和Myers，2006；Hutton等，2009)。为了谋取私利，管理层常常会通过实施盈余管理等手段来掩盖公司经营不善的状况，当公司管理层隐藏的坏消息累积到一个临界点而集中释放时，股价崩盘即会发生。后续研究深入探讨了管理层隐藏坏消息的动机以及抑制管理层隐藏坏消息的各种机制(Jin和Myers，2006；Hutton等，2009；许年行等，2012)。本文的研究也为考察政府监管在股价崩盘风险中的外部治理作用的文献做出贡献。现有研究表明，证券监管和税收征管有利于促使公司及时披露负面信息，从而缓解股价崩盘风险(Kubick和Lockhart，2016；江轩宇，2013；刘春和孙亮，2015)。但是上述文献使用的是横截面的政府监管变量，存在较为严重的内生性问题，而审计署实施的政府审计恰好为我们检验政府监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提供了绝好的自然实验。 　　基于此，我们从审计署发布的2010～2016年审计结果公告中整理出实验组样本，①以2005～2015年为样本区间，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政府审计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审计实施后，相关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降低，在做了一系列稳健检验之后，上述结果依然存在。这表明政府审计整体上有助于缓解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审计促使被审计公司及时披露负面信息，从而缓解了崩盘风险；政府审计越频繁，对崩盘风险的缓解作用越强；另外，政府审计还存在溢出效应，其他未被审计的央企在审计事件发生后崩盘风险也出现下降。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为广受关注的政府审计外部治理效应提供了新证据。目前的研究主要考察了政府审计对经营决策、投资决策、内部控制以及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本文则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角度研究了政府审计的经济后果。本文结果表明，政府审计通过促使公司及时披露负面信息缓解了股价崩盘风险，发挥了公司治理作用。第二，股价崩盘风险的治理因素一直是学术界、监管者和社会公众的关注焦点(Chen等，2001)。本文从政府审计这一外部监管角度进行研究，发现政府审计能够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借助审计署发布审计结果公告所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