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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环境规制、官员晋升压力与企业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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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一直是创新领域关注的焦点之一。传统的新古典理论认为,环境规制会迫使企业将部分生产资源用于控制污染排放,增加企业的私人生产成本,降低企业的竞争力,不利于企业创新[1-2]。与之相反,“波特假说”则认为,环境规制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3]。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已严重超过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4]。持续的环境污染不仅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而且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2012年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发布《2009年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报告》,指出仅2009年中国生态环境损失成本约占当年GDP的3.8%①,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在不断上升。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环境保护被作为基本国策。同时,政府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水污染防治法》《循环经济促进法》以及新《环境保护法》等大量旨在加强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以加强环境规制。已有研究大多从宏观层面探究中国的环境规制措施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5-8],对于中国背景下环境规制是否能够促进技术创新这一问题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贡献。然而,关于环境规制对微观层面的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仍较为缺乏。
此外,已有研究大多将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探究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忽视了政府行为背后的推动者(政府官员)的作用。政府本身是一个抽象的“黑箱”,其行为实际上是背后深层次的政府官员动机的体现[9]。尤其是在中国,结合了中国经济结构与政府体制独特性质的晋升锦标赛机制为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激励[10],必然会影响地方官员对环境规制的态度。那么,当地方官员面临不同的晋升压力时,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该问题仍然有待检验。
鉴于此,本文以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的重污染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地方官员晋升压力对这种影响的作用效应,并检验不同所有制企业、有或无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在上述影响或效应上的差异,以及转变晋升考核机制的影响。
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已有研究大多从宏观层面考察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而本文旨在探究环境规制对微观层面的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有助于揭示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微观作用机制;第二,本文结合地方官员晋升压力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有助于深化理解政府官员治理机制在推进环境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是对相关领域研究的有益补充;第三,本研究为我国政府绩效评价机制改革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支持。
2 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技术创新
当生产者的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不一致时,即某生产者对其他生产者或整个社会造成损失而不需付出代价或付出的代价小于其造成的损失时,就会出现外部不经济,导致市场资源配置失效。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失效,依靠市场机制无法解决上述矛盾,需要政府进行适当干预。环境资源定价较为困难、长期以来环境资源价格扭曲导致消费利用环境资源的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之间出现巨大差异,使得环境问题具有典型的外部性特征,仅依靠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达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反而会造成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加之,大多数企业的环保意识并不高,不大可能主动变革生产模式、引入产品生态设计和清洁生产方式以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最大限度地提高环境效率[11]。这就造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终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只有借助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外部干预来引导企业致力于清洁生产,才能解决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此,国家先后制定了大量的环境法律法规或规章制度,以提高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加强环境保护。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79年通过《环境保护法(试行)》以来,先后又通过了《环境影响评价法》《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以及新《环境保护法》等多部环境保护法律,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制定了数百件环境保护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地方人大和政府制定了地方性环保法规和规章700余件,此外还有1000余项环境标准②。不断加强的环境规制无疑会对企业的行为特征产生较大影响。
环境规制的加强可以促使企业在注重自身发展的同时承担起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对整个社会环境产生正的外部性效应,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然而,环境规制措施也给企业带来了一定的“遵循成本”,增加了企业的私人生产成本——既包括企业直接支出的污染控制和治理成本,也包括企业将部分资源由生产投资转向环境污染治理产生的机会成本,造成经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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