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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府规模、政府质量与居民幸福感 ?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市场日益复杂并产生了“拥挤”等外部性问题。对此，政府必须扩大职能，以管理更为庞杂的经济系统，并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这些都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因此，本文采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指标来衡量政府规模，以了解政府职能的大小以及干预、管理国民经济的力度。从图1中可以看出，近10年来，我国的政府规模指数一直处于稳定增长的态势，由2003年的0.18增长到2013年的0.25。但在2003年和2009年，政府规模出现小幅下降，这与当时的政府机构改革有关。总的来说，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成效并不大，目前的政府规模仍处于较高的水平。 　　政府是以人民利益为宗旨的权力机关，其追求的最终目标应是居民福利而非物质财富的最大化。主观幸福感是居民对生活的整体满意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衡量居民福利(Frey Stutzer，2002)[1]。从图1中可以看出，我国居民幸福感(5分制)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大幅提升，一直在3.2至3.75分之间小幅波动，出现了幸福停滞现象。此外，政府规模的膨胀与幸福停滞现象是相伴而生的，这两者之间会不会存在某种关联呢？已有研究发现，过大的政府规模会显著降低行政效率，滋生腐败，增加居民的“税负痛苦感”(陈迅、余杰，2005；周黎安、陶婧，2009)[2，3]。由此可以合理推测，过大的政府规模会明显损害居民福利。现有文献多是从收入差距、机会不平等及腐败等角度探索幸福停滞现象(何立新、潘春阳，2012；陈刚、李树，2012)[4，5]，鲜有文献从政府规模的角度进行研究。 　　 　　图1 政府规模与居民幸福感趋势图 　　注：幸福感数据取自历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CGSS)，缺失省份数据采用插值法计算得到。 　　现有关于政府规模与居民幸福感的研究大多没有控制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引起的内生性，从而出现了估计偏误等问题。相关文献也证实了内生性的确存在：一方面，政府质量能够显著提高居民幸福感(Helliwell Huang，2008；陈刚、李树，2012)[6，5]，且政府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取决于政府质量的高低(Ott，2011；Kim，2012)[7，8]，忽略政府质量因素会产生遗漏变量问题；另一方面，幸福感较高人群的生活态度更乐观，能够更积极地参与当地的政府治理(Veenhoven，1988；Weitz-Shapiro，2011)[9，10]，这有助于遏制政府规模的盲目扩张，从而引发反向因果问题。总体来说，尚未有文献从政府规模的视角系统解释我国的幸福停滞现象。因此，对政府规模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它既可以对“大政府”国家的政府规模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进行有益的补充，也可以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有效地提高居民幸福感提供对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关于政府规模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国外文献给出了三种结论。一是政府规模与居民幸福感呈“倒U型”关系，即存在最优政府规模，能使幸福感达到最大值。政府在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以满足其基本需求的同时，需要征税筹集资金维持政府的运转，政府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取决于公共服务所带来的便利性与征税所造成的“税负痛苦”之间的权衡比较(Pigou，1947)[11]。若规模过小，则政府需要更大的征税努力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若规模过大，则政府需要减少税负以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因此，最优政府规模是存在的。Sequeira等(2014)[12]利用2003年和2007年欧洲生活质量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政府规模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最优政府规模介于5%至7%之间。Scully(2011)[13]分析了1995年112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后也得到相同的观点，认为最优政府规模介于5.6%至18.6%之间。二是政府规模对居民幸福感存在有利的影响。根据福利经济学的观点，政府是一个“仁慈”的社会计划者，它以社会福利为自己的唯一目标，能够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基于该逻辑，政府规模的增长可以明显提升居民的幸福水平。但是，当经济达到一般均衡状态时，政府规模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对居民幸福感不会产生影响。Hessami(2010)[14]评估了12个欧洲国家1990年至2000年的政府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发现两者名义上呈现“倒U型”关系，但最优政府规模为GDP的115%，已经超出可观测的政府规模最大值，说明政府规模实际上是与居民幸福感正相关的。三是政府规模过大损害了居民幸福感。这是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逻辑判断，即政府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其追求的目标不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是诸如薪金、津贴、公众威望和权力等个人效用的最大化。由于公众威望等个人效用会随着规模的扩大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