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质量、文化资本与地区经济发展.docxVIP

? ? 政府质量、文化资本与地区经济发展 ? ?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8％以上的增长率保持快速增长，在“数量”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总量已跃升至世界第二位。但随着世界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资本边际生产率不断下降，要素成本、环境成本不断上升，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等诸多问题出现，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并没有在“量”变的基础上完成“质”变，甚至以牺牲质量为代价来换取数量的高增长，这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一方面用政治和行政权力来推动经济改革，另一方面提高治理成本来维持社会稳定。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不断扩大的增量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深层次的发展矛盾。但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仅仅依靠经济增量来缓解矛盾已经无法完全化解风险，这是当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如果中国经济缺乏新的增长动力，社会矛盾再度激化，就可能陷入低端锁定的路径依赖，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以，在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增长动力转换的大背景下，探寻中国经济增长潜在动力，研究如何处理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促进改革与控制风险之间的关系，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早期的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关注单一性动力。20世纪40、50年代，经济学家强调资本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认为资本积累具有潜在的不确定性，劳动供给增长对经济增长也具有积极影响，但却是规模报酬递减的。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水平的重要性开始受到关注。此后，新经济增长理论研究高、低经济增长之间的差异，认为这种差异往往不能通过单一性动力来解释，需要结构性动力来解释，故经济结构和制度因素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可见，狭义的经济增长理论主要集中于对增长“数量”的讨论，很少提及增长“质量”。在发展经济学意义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应该体现在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叶初升，2014)。早期关注经济增长质量的论著是B.D.卡马耶夫(1983)的《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和温诺·托马斯等(2001)的《增长的质量》，二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阐释，但并没有阐明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因素是什么，以及如何改善经济增长质量等重要问题。国内学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内涵和外延的拓展(刘树成，2007)以及构建指标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进行测度(钞小静、任保平，2011；魏婕、任保平，2012)两方面，并未系统地从制度层面——尤其是非正式制度——分析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正式制度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Acemoglu et al.，2001，2005)，制度的改变会影响地区经济社会发展(Engerman and Sokoloff，2002)。在中国经济转轨期，以政府质量②为核心的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增长数量的拉动作用是显著的。张五常(2009)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因是正式制度改革带来的财政分权框架下的地方政府竞争，尤其是“县域竞争”能极大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张德荣(2013)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直接动力来源于固定资产投资和适龄劳动力的激增，间接动力来源于改革的制度红利和技术进步。尽管正式制度的拉动作用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数量的快速提升，但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缺乏以文化资本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的约束，造成巨大的社会成本，这直接降低了经济增长质量。中国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后，人们丧失了对权威和信仰的认同，精神状态处于迷茫时期，文化资本的约束作用逐渐减弱。恰恰此时，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尽管在改革初期给中国经济带来高速的“报复性增长”，但却引发收入分配不公、发展机会不平等、腐败蔓延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增长质量的提高(姜琪，2014；朱德云、董迎迎，2015)。中国经济增长成本巨大、质量偏低，成为阻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无形障碍。值得庆幸的是，文化资本等非正式制度恰恰能提供一种自律机制，促进社会合作，有助于减少规范主体服从规则的社会总成本，从而低成本地解决市场经济的固有矛盾(罗浩，2009；章平等，2015)。③ 　　 为了验证政府质量和文化资本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本文尝试将两个因素纳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中，从更深层次发掘中国经济增长潜在的动力和阻力，这不仅能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和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提供理论支持，而且有益于正确处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文章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在界定和厘清“政府质量”和“文化资本”概念的基础上，分析政府质量、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