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提高会吞噬就业吗？旅游产业升级的就业效应研究.docxVIP

? ? 效率提高会吞噬就业吗？旅游产业升级的就业效应研究 ? ? 　　产业升级(Industrial Upgrading)不仅是国家供给侧改革所关注的重点，也是重要的学术命题。早在20世纪末，旅游业转型升级就成为中国旅游发展中高度关注的问题。2008年1月，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明确将旅游产业升级确定为国家层面的旅游发展战略[1]。2016年5月，在首届世界旅游发展大会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进一步提出了“以旅游业升级换代促国民经济提质增效”的要求。①产业升级，通常定义为通过技术进步和重组产业要素，推动产品附加值提高，并形成新的产业结构的过程[2]。产业升级不仅将带来产业业态的调整、内部结构的重组，更重要的是可能会因为效率的提升而影响劳动力的重新配置。这是由于产业升级通常以技术进步和集约生产为主要特征。这意味着在旅游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效率的提升弱化其就业功能，带来就业增长停滞的问题。 　　与之同时，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特别是在国家进入全面提质增效的新阶段，更加需要进一步扩大旅游业的经济规模吸纳更多的劳动力，缓解就业压力。尽管旅游具有创造就业的战略性功能已经广为人知，但吸纳就业的绝对数量还不足以说明旅游产业升级所导致的劳动力重新配置问题的重要性。更具根本性的问题在于，如果旅游业升级，转向采用资本密集型的技术结构和集约生产以后将带来多少就业损失，同时又能创造多少就业机会。 　　鲍莫尔成本病假说(Baumols Disease)认为，服务部门就业增长主要源于其劳动生产率的滞后性[3-4]。亦即，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5]。那么旅游业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是否存在“效率吞噬就业”的问题？为了保证旅游业的就业吸纳，是否必须以牺牲其生产率增长为代价；如果要提升其效率，是否必须以牺牲就业为代价。中国能否在全面提质增效的新阶段，凭借旅游业的升级来缓解未来的就业压力？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究关系到国家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具有非常急迫而且重大的意义。 　　过去，研究者们倾向于将旅游业视作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6]，例如研究其就业总规模、就业乘数等等。这在一般情况下用于评估旅游的经济影响是有意义的。但是就旅游产业升级而言，旅游业内部各要素的结构和重组，旅游业内部各行业的就业功能差异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学术问题。但当前的研究对此结构性问题尚缺乏关注。 　　基于上述目的，本文引入嵌套型旅游生产函数，构建了旅游产业升级的就业效应测算模型，通过将旅游产业升级的就业效应分解为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从总量、结构以及行业异质性三个方面对2000-2014年我国旅游产业升级所导致的劳动力配置问题进行研究，以探究旅游产业升级换代的就业效应并揭示其就业增长机制，为指导中国旅游产业的转型和升级提供理论依据和发展方向。本文的贡献在于，突破了旅游就业效应研究的总量分析局限，通过剖析旅游产业升级过程中就业分布的动态变化，揭示了旅游各行业的就业功能异质性，将旅游就业效应研究从宏观总量分析推进到了中观结构层面。 　　二、文献综述 　　(一)旅游发展与就业创造 　　学术界对旅游的就业功能的认识来自更广泛意义上的旅游经济影响研究，并主要沿着三条路径展开：一是经济学总量分析路径；二是地理学区域研究路径；三是近年来对旅游就业弹性的测度。 　　对于旅游就业效应的经济学研究，重点关注于旅游就业的总量[7]。其中，旅游就业乘数是一个奠基性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Archer在其对于英国南部区域的研究提出了旅游乘数的概念，用以测算旅游业对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收入及就业等方面带来的影响[8]。此后，旅游就业乘数作为旅游乘数的一种类型，开始吸引研究者的关注。如Var和Quayson(1985)[9]以及Frechtling和Horváth(1999)[10]等早期对加拿大奥肯纳根和美国华盛顿特区旅游直接就业乘数的计算。不少国内研究者也采用投入产出法对中国旅游就业乘数进行了测算。如左冰(2002)[11]、黎洁和连传鹏(2009)[12]、张佰瑞(2010)[13]和鄢慧丽(2015)[14]等。随着技术的发展，旅游卫星账户(TSA)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也被开发用于测量旅游的就业影响，如左冰(2010)[15]、Gül(2015)[16]和Meng(2014)[17]等。总体而言，基于投入产出框架的总量分析仍然是经济学研究旅游就业问题的主流路径。 　　地理学者对于旅游就业的研究偏重小区域调查，试图揭示旅游就业的地方性及其多种样态。研究者们发现，旅游就业具有非熟练劳动力比例高、季节性强、行业内流动性高的普遍特征[6，18]。在落后地区，社区面临的就业挑战主要是第一产业劳动力流失和青年人失业问题，旅游发展会让更多的本地人被雇用[19]，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