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旧藏阿毗达磨梵文残叶.docxVIP

? ? 敦煌研究院旧藏阿毗达磨梵文残叶 ? ? 　　G256.1 ：A 1000-4106(2018)02-0123-08 　　本文刊布的敦煌研究院旧藏6件阿毗达磨梵文残叶，原属任子宜旧藏，是敦煌民主人士任子宜先生于20世纪30—40年代任敦煌县民众教育馆馆长、教育局局长期间获得并收藏的。1942年和1944年两次到敦煌考察的向达先生在《西征小记》中曾载录： 　　敦煌人藏石室写经者，大都不愿告人，唯任子宜先生于此不甚隐讳。曾观其所藏，凡见写经六卷，残片三册……其残片大都拾自莫高窟，为之熨帖整齐，装成三册，写本刊本不一而足。汉字残片外，回鹘、西夏以及西域古文纷然并陈。[1] 　　莫高窟洞窟有南区和北区之分，在南区有曾经发现五万余卷文书的藏经洞，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已寸帛片纸无存”[2]。而南区的其他洞窟“自中外探险者及游客官吏岁岁取携古物，除壁画塑像不能运走外，几无古物”[2]。据此分析，上述所谓“拾自莫高窟”的“西域古文书”残片，不会是在莫高窟南区洞窟发现的。根据我们对莫高窟北区洞窟考古发现的遗物研究判断[3]，这些文书残片很可能是在莫高窟北区洞窟内“拾”到的。至于任子宜先生在莫高窟北区何时、如何“拾”到的，已无从得知。 　　任子宜旧藏的“写经六卷”，于上世纪50年代初由任子宜先生捐献给敦煌县博物馆(即今敦煌市博物馆)，而任子宜先生的其余收藏，则捐献给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敦煌文物研究所。由于任子宜先生和接受捐献的单位均无人能够识读这些文书所用的文字，故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原收藏记录中它们被统称为“西域古文书”，长期藏于文物库房而不为世人所知。 　　2014年春季，敦煌研究院彭金章、梁旭澍、王海云等三人在调查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献时，于陈列中心文物库房发现了由任子宜先生所捐献的一批“西域古文书”残片，其中有7页残片经叶少勇释读，始知是珍贵的梵文阿毗达磨文献残叶。 　　7片梵语残叶之中，D0866与D0867(敦煌研究院编号)可以缀合，故得6件，在本文中编为第1至6号。这些残叶的材质均为经染色处理的黄麻纸，纸质较厚，纤维粗糙且交织不匀。残叶双面以丝路北道婆罗米字体墨书，第1、2、6号之上还印有任子宜名章。在一次私人交谈中，日本吐火罗语学家玉井達士博士向笔者表示，根据字体学特征，这些残叶很可能书写于8世纪前后。 　　第1号残叶出自众贤()的《阿毗达磨顺正理论》(*Nyāyānusāra，下文简称《顺正理论》)。众贤为世亲的同时代人，属于说一切有部。该著作是对世亲《阿毗达磨俱舍论》(，下文简称《俱舍论》)的注释和批判。 　　《俱舍论》为5世纪时印度论师世亲(Vasubandhu)所著。其时西北印度的说一切有部有东西两派，分别以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和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为中心。东方有部自恃正统而思想保守，集有《大毗婆沙论》。西方有部则较为开放，兼收他部义理，世亲的《俱舍论》便是这一法系的集大成者，系统反映了四、五世纪之际印度的小乘部派思想体系。据玄奘及其门人普光等所传述，世亲是犍陀罗人，先习有部，后学经部而对有部理论有所取舍。曾隐姓埋名在迦湿弥罗学习不传于外的《大毗婆沙论》，四年间数次站在经部立场上破斥有部宗义，一位名叫悟入的阿罗汉发觉其身份，告诫他赶紧回去以免毗婆沙师加害。世亲回国后即造《俱舍论》六百颂，让门人带到迦湿弥罗，这里国王和僧众读后以为是宣扬自宗之作，非常欢喜，唯有悟入明白并非如此，指出颂文中常有“传说”(梵文作kila)一语，表示并不认同该论点。于是国王遣使请释，等看到世亲长达八千颂的释文，众人才明白《俱舍论》的立场倾向经部，对《大毗婆沙论》多有破斥。悟人的弟子众贤心中不平，钻研《俱舍论》达十二年，作《俱舍雹论》二万五千颂以破世亲，并寻世亲面决，世亲避之。后来众贤抱憾而卒，死前仍嘱托门人将《俱舍雹论》呈送世亲。世亲阅后，以为“理虽不足，辞乃有余”，也有助于弘其宗义，就将题名改为《顺正理论》而流传①。 　　《顺正理论》的完整本现唯存玄奘汉译(《大正藏》第1562号)，只有极少一些梵文段落或平行文句散见后世著作的引述之中。“德藏吐鲁番写本”(SHT)保存了出自该论的一些梵文残叶，例如SHTⅦ1746；Ⅷ1885、1886+1899、1887、1889+1892+1895+1977、1890+1891、1894、1898、1900、1917；X3534、4061、4191；Ⅺ4556等，也均以北道字体书写。这些残页主要出自该论第四品，每面墨书五行，很可能散落自同一部写本。 　　本文刊布的敦煌残叶则出自《顺正理论》第一品中讨论“触”()的一个段落，残叶墨书6行，其行间还有一些较为潦草的文字，其中的kāyendriyā可知是梵文，其他字迹尚不了解。敦煌的这一残叶保存词句较为完整，并且显然与德藏吐鲁番写本中的残叶分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