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原住民采纳社会化媒体影响因素的扎根研究.docxVIP

? ? 数字原住民采纳社会化媒体影响因素的扎根研究 ? ? 　　1 引言 　　根据CNNIC，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以10～39岁群体为主，占整体的75.1%，其中20～29岁的网民占比最高（29.9%），10～19岁、30～39岁群体占比分别为21.4%、23.8%[1]。这些人群主要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中学甚至小学阶段即开始接触计算机、信息技术，具有一定的信息技术能力，因而，较好的数字环境成长背景使他们成为互联网使用的主体。有文献指出数字化环境中无处不在的信息技术已经使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存在了显著差异[2-4]，Marc Prensky[5]以数字化环境的成长背景作为区分依据，提出“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这对概念，用以强调数字世界对不同人群的影响，表征不同环境中成长的人群在数字化产品的使用、理解、管理等方面的差异。而现有相关社会化媒体采纳的文献中，多数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开展广泛用户社会化媒体采纳的研究，出于抽样方便的考虑，将高校大学生或青少年群体作为研究样本，对普遍意义的用户社会化媒体接受行为从意愿、态度、兴趣、需求、系统质量等因素做过探讨。但社会化媒体是互联网发展的产物，对信息技术的熟悉程度是互联网及其社会化媒体使用的重要前提，数字原住民正是一种基于信息技术背景而划分出来的群体，本文将以数字原住民为研究对象，探讨该群体采纳社会化媒体的影响因素。与以往研究采用类似数字原住民群体开展研究不同的是，本文不仅将样本群体扩大到包括小学、中学、大学以及已工作的那些在数字环境下成长的群体，而且将依据这一人群的基本特点开展研究。数字原住民作为社会化媒体的主要使用群体，对此类群体社会化媒体采纳的探讨是保证社会化媒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可为社会化媒体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路借鉴。 　　2 文献回顾 　　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最早于2001年被提出，认为20世纪90年代数字技术出现，并且开始快速传播，因此数字原住民可被认为是指80后甚至再年轻些的这代人[6]。围绕这一概念，出现了如“网络一代”（Net Generation）[7]、“Adolescent”[8]、“Children”[9]、“Cyberkids”[10-11]、“千禧一代”（Millennials）[12]等相似提法，教育学、社会学、信息科学等领域的人员也开展了广泛的讨论。从现有研究看，数字原住民的概念存在一定争议，主要集中于对该群体的年龄、信息技术能力的特征等方面。通过文献梳理，笔者认为，数字原住民的定义主要围绕年龄和信息技术能力、数字化环境三个方面来开展。 　　（1）研究者多认为数字原住民成长于数字通信设备出现之后的时代，所以不同地区研究者对于年龄的界定存在差异，比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开始运用数字技术，多数学者的提法多指1980年前后（1979年至1985年这一时间段）出生的人群[5，13-14]。笔者认为，由于地域、经济、信息技术发展等方面导致的数字鸿沟等限制，数字原住民没有严格的年龄划分，简单的年龄划分可能会使针对数字原住民的研究存在缺陷与风险。有多个学者也通过大量样本的实证分析证明了人群的年龄与信息能力之间并无显著相关性[15-16]，此外有研究也指出研究个体在行为态度方面的区别，际代分类比年龄的优势更为明显[17]。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年龄不应作为该群体的一个主要特征或划分际代的依据，更多的需要从人群信息素养的视角来审视数字原住民；而对于需要获取数字原住民样本开展实证分析的研究，鉴于可操作性的考虑，可以根据需要结合地域、技术发展等实际情况来选定。 　　（2）相当比例的研究集中于数字原住民信息技术能力的测量上，有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数字原住民这一代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娴熟的信息技术使用者[18]，也有研究者相继提出了数字流畅度（digital fluency）[19]、数字悟性（digital navvy）[20]与数字原住民信息技术能力相关的概念。总之，数字原住民的信息能力，不仅是技能操作层面的，还包括人的信息技术的认知、思维层面能力，如数字悟性、自我效能感等，既与用户自身及其既往经历相关，也会受到外部环境影响，其信息技术能力是实现数字化生存的能力。 　　（3）数字化环境方面，是与前两个方面关联的情境维度，无论对于年龄的界定还是信息技术能力的考量，都需要以此为基础。此外，数字原住民这一概念是在社会信息化程度高速发展的进程中提出的，也是数字化社会的产物。目前相关概念对该维度的讨论是一致的，Prensky和Tapscott等[5-7]学者认为，数字化环境赋予了在该环境中出生的人群似乎与生俱来的数字化的生活与思维方式，是使用计算机、视频、游戏和互联网的数字语言的原住民，如拥有内在技术悟性或技术上的天赋等。许多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