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平台工作参与群体劳动供给及影响因素.docxVIP

? ? 数字平台工作参与群体 劳动供给及影响因素 ? ?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产生了一批以Uber、Upwork、Amazon Mturk为代表的数字工作平台，这些工作平台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劳动者的加入（Katz、Krueger，2016；Harris、Krueger，2015；Farrell、Greig，2016）。在我国，数字工作平台被纳入“共享经济”的概念范畴之内进行统计与分析，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显示，2017年，在平台上提供服务的人数约为7000万人，比上年增加1000万人，共享经济就业已经占到城镇新增就业总量的10%。 　　除了规模体量之外，数字平台工作由于其独特的性质，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①。与自雇工作相比，数字平台不赋予劳动者对于工作的完全控制权，集中体现在他们不具有自行联系客户、定价的权利；一经注册成为平台用户，则必须全盘接受平台所制定的规则；部分平台存在介入或控制劳动者劳动过程的行为，例如对劳动者的工作质量进行把控（Acevedo，2016），对劳动者的绩效进行评价并执行优胜劣汰机制（Harris、Krueger，2015）。与雇佣工作相比，这份工作在工作参与、工作时长等方面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劳动者可以自由决定何时工作、工作多长时间以及何时退出工作平台；同时，劳动者投入了工作时间后，其经济回报基于有效工作量，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自行承担一定的市场风险。 　　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界对数字平台工作的评价呈现分化的局面。乐观者认为，平台工作赋予了劳动者工作灵活性和自主性，降低了交易成本，提升了经济效率（Sundararajan，2016）；平台为收入底层的劳动者提供了随时随地赚取额外收入的机会，有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Fraiberger、Sundararajan，2017）；人们可以通过参与在线平台工作为自己赚取“零花钱”以及通过社交来摆脱无聊（Schor，2017）。类似观点也常常体现在平台企业自身的宣传标语中。悲观者认为，它是日益扩大的非标准就业趋势的一部分，资本一方的力量更加明显地凌驾于劳动者一方之上，劳动者被弱化为“不稳定无产者”（The Precariat）（Standing，2011）。有学者认为，Uber平台将权力和信息不对等嵌入到软件设计规则、电子化的监督手段以及绩效目标设置等一系列过程之中（Rosenblat、Stark，2016）；与此同时，平台公司使用“合伙人”、“共享经济”、“行程分享”等概念来制造Uber和它的司机是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的假象（Gregg，2011；Irani，2015）；这种工作的属性与其说是共享或者分享，不如说是为了实现平台公司自利的目的，平台劳动者也被附以“数字劳工”（Scholz，2013；Scholz，2016）的标签。 　　尽管上述两类观点存在分歧，但其共同点在于都从工作性质本身出发进行劳动者处境的推测与讨论。我们认为，数字平台创造了新的工作模式，这不仅仅体现在它兼具灵活与控制的工作性质上，还在于它促进了多元化的工作参与群体的形成，这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逻辑关联。因此，在分析数字平台工作甚至是工作非标准化的议题中，不可忽略劳动者的主体性因素。具体表现为：劳动者的工作动机是什么？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工作行为究竟是怎样的？因此，本文试图从劳动者工作行为的角度对这一议题进行挖掘。即深入探索，数字技术促成的“数字平台工作参与者”是怎样一个群体？ 　　目前，对这一新型工作群体的研究尚缺乏长期、系统的数据支持，一些互联网平台正对平台用户群进行研究调查，但数据仅在公司内部使用（Hall、Krueger，2018）。大部分学者都是在个案分析基础上进行研究，且已有研究大多立足于西方的经济社会环境。作为补充，我们在中国的情境下，采用U网约车平台问卷调查数据和司机工作行为数据，来定量研究数字平台工作模式下劳动者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2 数字平台工作参与群体基本特征 　　2.1 数据说明 　　本研究使用U网约车平台工作参与群体的抽样问卷调研和部分后台数据。U网约车平台于2014年2月进入中国市场，此后其市场份额迅速增长，成为当时中国移动出行领域主要平台之一。同时，它也是典型的按需工作平台（On-Demand Work Platform）。因此，以U平台工作参与群体作为分析对象对于本研究议题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2016年6月，我们采用手机客户端推送的方式向已在平台注册并具有收入记录的司机发放问卷，问卷内容涵盖司机基本信息、工作就业状况等问题。除了问卷调研回收的数据以外，我们还抽取了样本司机在U平台后台对应的部分数据，指标包括服务时长、行驶里程、基础收入等。本次调查涉及北京、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