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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重构战略研究 ? ? 　　 〔〕F062.9；G124 〔〕A 〔〕1000-4769(2018)02-0045-10 　　 一、问题的提出 　　 现有全球价值链理论建构于制造业和传统国际贸易范式基础之上，以生产制造环节为重心建立的逻辑框架[1]对建构于数字互联平台、生产制造环节迥异、分发渠道与营销网络全数字化的新兴数字创意产业已经越来越不适用，并且根据传统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建构的全球工业格局已使我国等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了“被俘获”与“低端锁定”的劣势循环之中。[2]而以美欧日韩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如今正试图以控制传统行业的方法“俘获”新兴市场国家的数字创意产业价值链，延伸西方国家在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2016年12月6日，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7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导意见》，希望能够通过政府的制度创新推动中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升级，打破现有世界经济格局。然而，Humphrey和Schmitz(2002)的研究早已指出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企业虽然可以采取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的升级四种升级路径，但是发展中国家其实很难在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中由低端向高端跃升，更不可能实现自动快速升级机制。[3]归根结底，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创意产业是不可能依靠传统的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获得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主导地位的[4]，必须突破现有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和升级逻辑，构建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理论范式，建立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重构新型战略模式。 　　 二、数字创意产业：内容、技术与制度三维协同创新驱动的新业态 　　 2016年11月29日，《“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形成文化引领、技术先进、链条完整的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格局，相关行业产值规模达到8万亿元”，此规划宣告我国数字创意产业进入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数字创意产业是“数字”+“创意”+“产业”的有机组合。其中，“数字”代表技术，位于最前端，发挥先锋引领作用，是数字创意产业形成的引领动力。实际上，数字创意产业是一个建构于“互联网+”基础上的全球互联互通的新兴产业类型，天然地具备连通世界、全球一体化的属性，而且恰恰是这一属性决定着数字创意产业从诞生起就具备形成全球价值链的基础和内在动力。“创意”代表内容，处于中心位置，发挥核心作用，内容创新是数字创意产业“安身立命”的根本，是数字创意产业形成的核心驱动力，决定了数字创意产业价值链的形成、延展与增值能力。“产业”是载体，承载了数字创意不断孵化发展壮大的生长过程。产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市场规律，然而，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的制度创新。政府制度创新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为数字创意提供产业化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基础环境，做好公共服务；二是培育和规范市场，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数字创意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更好地发挥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为数字创意产业的研发、生产、运营各价值链环节提供基础动力。 　　 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演进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内容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三维协同演化推进史。数字创意产业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46-1958年第一代电子管数字计算机的发明以及1969年阿帕网的开创性组建；特别是1960年代末期人类发明史上最为著名的可供千人同时在线的PLATO远程教育系统，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发的第一款远程连线网络游戏“SPACEWAR”[5]可视为数字创意产业的最早开端。进入1970年代，在技术创新方面产生了微处理器技术，第一部个人电脑和第一部手机得以发明；而技术创新为内容创意提供了平台，同样是在1970年代，诞生了历史上覆盖范围最广泛、至今仍然广泛使用的内容讨论与社交平台——网络新闻组(newsgroups)和邮件列表。随着数字计算机技术的日益广泛应用、数字内容的不断创新，进一步出现了两方面的制度创新诉求：一方面，政府和立法者开始认识到新兴技术和新型内容业态正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正向的改变，应该出台新的制度推动这种正向改变，例如日本1970年颁布的《促进信息处理法》在第一章第一条首先明确了该法“促进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计划和程序的开发”“满足信息化社会的要求，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立法目的；另一方面，新兴技术和新型内容业态也催生了很多新的经济与社会问题，需要出台新的制度加以调整和规范，例如美国在《1976年版权法》第101条规定中明确表示受保护的文字作品是指“以文字、数字，或其他文字或数字标记或记号表述的作品”，这其实已经涵盖了计算机软件的数字版权，而在当时的众议院报告中则更加明确了保护文字作品“包含计算机数据库和计算机软件”版权的立法内涵。[6]到1980年代，人类发明了卫星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