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资本在不同法制环境下对民营企业的经济影响.docxVIP

? ? 政治资本在不同法制环境下对民营企业的经济影响 ? ?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民营企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民营经济体已在我国经济增长、解决就业与税收提供等各个方面都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民营企业相较于传统的国有企业而言，在很多方面仍会面临较大的约束。就公司的发展空间而言，其业务主要集中于家电、纺织、家居用品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及低附加值行业，但在电力、燃气、水利、金融服务、石油等领域却几乎都是由大型国有企业或政府指定部门垄断经营，民营企业难以涉足其中(李亚和郝臣，2014[1])。尽管国家在2005年便出台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旨在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条件；并于2010年颁布《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意在进一步鼓励民间资本突破垄断限制。然而以上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一直问题不断，民营企业在进入传统上由政府和国企主导的领域仍是困难重重。由于我国固有的经济体制特征，企业发展所需的很多资源仍牢牢地掌握在各级政府部门手中(于蔚等，2012[2])，民营企业要想涉足垄断行业以获得超额收益，就必须要通过国家对这些行业的层层审批。因而与政府有关部门搞好关系就成为很多民营企业的“必修课”，包括企业家对个人政治身份方面的追求。这种政治资本上的经营策略对民营企业来说，是在当前转轨经济时期，法制环境有待完善背景下一种可行的替代性机制(连军等，2011[3])。民营企业家借助这种身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介入各级政府部门的工作中，通过谋求参政议政或与官员之间的交情，来保护自身的合法产权免遭侵害，同时使其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免受因企业所有制形式而带来的歧视，因而有利于企业通过审批以进入高壁垒行业。胡旭阳(2010)[4]对四川新希望集团的研究也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其实际控制人刘永好在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的时期内，该集团能够在短短的数年间涉足金融、化工等国家重点领域实现行业扩张。可见民营企业家政治上的积极参与有利于公司获得实际的便利与好处。 　　非公有制企业追求政治资本以获得各种便利，是当前经济界理论工作者与企业家共同争论的热点问题，企业政治关系这一概念实质上指的是企业主动寻求与各级政府构建密切的联系，并通过这种关联给予企业某种正式制度以外的保护与便利，从而为企业带来商业上的利益。这一行为在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中与贿赂、腐败等行为相比，在法理上也能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可(Faccio，2006[5])。由于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以及文化背景上存在的差异，因而政治关联也呈现出不同的表现方式(Fung等，2015[6]；Jackowicz等，2014[7])。中国学者们关注较多的是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及其他高管的政治身份与头衔，比如担任人大代表、党代表或政协委员等，从而参与到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中(Song等，2015[8]；李思飞和刘欢，2014[9]；Wu等，2013[10]；李姝和谢晓嫣，2014[11]；鲁桂华和肖永慧，2015[12])。但是，研究者们却没有注意到另一种重要的政治关联方式，即为数较多的民营控股公司在股权安排中出现了一定比例的国有股权，这些国有股权可以起到帮助公司与政府部门建立较为密切联系的作用(宋增基等，2014[13])。鉴于我国当前经济制度的特点，政府不仅通过控股企业介入到市场经济中，还通过对各种稀缺资源的管控、行业准入门槛的设立、行政审批层层把关等手段充当起市场的分配者与监督者(李孔岳等，2012[14])。所以，国有股权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也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政治资本，通过运用这一机制企业可以较容易地获得经济资源。 　　一般而言，由于任何企业的运营都依赖于所处的外部环境条件，因而制度环境的好坏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发展，以及战略选择。特别是对于当今我国这种转型经济体而言，在法制观念淡薄、私有产权保护缺位，同时政府干预力度较大、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背景下，非公有制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会受到来自所处制度环境方面较大的威胁。有研究指出，现阶段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较为普遍(方军雄，2008[15])，而国家司法体系又对民营企业的合法产权缺乏制度上的有力保障(马晓维等，2010[16])，由此导致非公有制企业的运营存在较大的隐患。所以，面对当前不甚完善的制度环境，企业家会迫切地寻求一些替代性机制来规避上述风险，即通过建立政治关联的方式得到政府的支持，从而提高了进入国家管制行业的机会。 　　与现有文献将公司政治关联局限为企业家个人的政治身份不同，本文将民营企业中含有一定比例的国有股权视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关联方式，并研究在不同法制环境水平下，国有股权对其进入高壁垒行业的影响，以及比较企业家参政和国有股权这两种政治资本对于帮助民营企业进入政府管制行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