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时期的通识与维新派的关系.docx

戊戌变法时期的通识与维新派的关系 在1898年的《选举法》时代，张志东在国内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法战争以后,清朝当权的洋务派剩下三位有影响的领袖: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北洋海陆军;刘任两江总督,控制长江下游;张任湖广总督,控制长江中上游。李原为洋务派的大首领,地位仅次于奕诉,但甲午战败以后,情况有所变化,马关条约一签订,李鸿章声誉扫地,退居幕后,刘坤一碌碌无显绩,于是张之洞崭露头角,渐成洋务派第一号人物。他虽然身居腹地,却受到列强重视,一些外国间谍、说客、谋士到中国来活动,除了到北京拜会李鸿章、到南京拜会刘坤一外,还经常到武汉拜会张之洞。1898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中国,扬言于总理衙门:“变法不从远大始,内乱外患将至。中国办事大臣,唯张香帅一人耳。” 伊藤博文来华时,百日维新正处在高潮之中,他说“唯张香帅一人耳”,显然已不把维新派放在眼中,而将张之洞看作是唯一可以同维新派抗衡的人物。伊藤博文的看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事实上,在整个维新维运动中,维新派的主要合作者和主要对手都是张之洞以及他所代表的政治集团。换句话说,维新运动串穿着维新派和洋务派的合作和斗争。可是,若干中国近代史著作中,叙述到戊戌变法时,往往忽视了张之洞这方面的历史作用,很少系统地论述他当时的活动,或者在列举他的某些活动(例如著《劝学篇》)时,只看作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不是看成洋务派的活动。这样,对当时的斗争就很难获得全面的理解。 以下举出一些事实说明这个观点。 张之洞开始时是同维新派合作的。他同维新派打交道,应当从1895年算起。那一年春天,甲午战败,救亡气氛弥漫京师,康有为在北京奔走呼号,发动举子公车上书,又撰写上光绪皇帝第三书呼吁变法。可是这两次上书都被都察院拒收,不得上达。碰壁之后他得出结论:“故自上书不达之后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这是维新派从上书皇帝要求变法发展到组织变法政治团体的开端。这一年十一月中旬,北京强学会成立了。从这时起,张之洞就积极地参与了维新派的立会和办报两项政治活动。 强学会成立时,他身在南京,但捐助五千金支持,并派他的儿子张权和亲信扬锐参加。北京强学会成立之前的十月中旬,康有为离开北京,于十一月初到南京,在南京“居二十余日,说张香涛开强学会,香涛颇以自任,隔日一谈,每至深夜。”③商谈结果张之洞同意成立上海强学会。此会的成立宣言(“上海强学会序”)由张之洞署名公布,会务由张之洞派其幕僚汪康年主持,经费由张之洞捐助白银一千五百两。翌年一月,又创刊《强学报》,由康有为推荐的徐勤、何树龄两人主编。此会成立不到三个月,即被御史杨崇伊所劾而遭到清庭封禁,但遗下的资金转移到1896年8月创刊的《时务报》。因此,上海强学会虽散,而张之洞同维新派的合作仍然继续下去。1896年8月创办的《时务报》,其发起人是黄遵宪、汪康年和梁启超三人。黄、汪两人都是张之洞的幕僚,由汪掌握报馆的财政、人事大权。开办后,张之洞对这份报纸是很支持的。《时务报》第六册(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出版)上刊载了一则张之洞的《咨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其中说:“上海新设时务报馆,每一旬出报一本,本部堂披阅之下,具见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长见闻,激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所录外洋各报,皆系就本文译出,不比坊间各报讹传臆造;且系中国绅宦主持,不假外人,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咨文中规定将《时务报》按期寄送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各局、各书院、各学堂,报费由湖北善后局支付。 但是,这种合作一开始就是貌合神离的。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记述,1895年11月他在南京会见张之洞时,曾向张宣传自己的变法理论,然而“香涛不信孔子改制”,由此可见,合作伊始,分歧即见,各陈己见,互不隐讳。《强学报》创刊于1896年1月12日,仅出三期,当月就停刊。在《申报》上发表的《强学停报》新闻中说:“昨晚(按指1896年1月25日)七点钟,南京来电到本馆云:“自强学会报章,未经同人商议,遽行发刻,内有廷寄及孔子卒后一条,皆不合。现时各人星散,此报不刊,此会不办。同人公启。”所谓“廷寄”,是指维新派借刊登一则光绪皇帝的上谕发表变法的议论,张可能是嫌其擅自解释上谕,忌其“挟天子以令诸侯”;所谓“孔子卒后”,是指《强学报》第1号上标明该报发刊于“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并将它同光绪二十一年并列。这就不免有擅改正朔、迹近叛逆的味道了。1896年1月,正是张之洞同维新派亲密合作的时期,可是已经可以闻到一点火药味了。到《时务报》时期,分歧进一步发展,而分歧的焦点和性质也明朗化了。梁启超回顾这段时期发生分歧的情况时说:“明年(指1896年)二月南下,得数同志之助,乃设《时务报》于上海,其经费则张文襄与有力焉,而数月后,文襄以报中多言民权,干涉甚烈,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