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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后湖南教育的趋新特色 1898年政变发生后，湖南的教育创新受到压制，这似乎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从政变发生到清末新政发端二三年间的湖南教育到底是何景观,学界迄今绝少研究。本人在撰写此文的过程中即深有感受:最大的障碍莫过于资料的匮乏。清末民初湖南人才辈出,其文章大都出有专集,各类传记也层出不穷,但是关于戊戌至辛丑年间的文字记载和论述却语焉不详。本文利用已出版的时人文集及新刊布的日记等资料,阐微发凡,对此一时期的湖南教育作一梳理和诠释,认为当时湖南教育界的状况是守旧与趋新并存,趋新是暗潮涌动,守旧是社会气候。守旧是无形的,趋新是有形的。教育界如此,社会其他各界也如此。新旧两派此起彼伏、彼消我涨的争斗历程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生活场景和历史景观。 一、 由“国权”思潮所带动的“国术” 湖南维新,肇始于学政江标、巡抚陈宝箴等维新官吏的大力提倡,开始最早见功最著的也是在教育领域。到1898年初,随着时务学堂规模既定,师资学生就位,教学活动得以正常开展之时,湖南维新运动得以全面实施,并由此达到高潮。就在此时,仍然是率先爆发于教育界并最见激烈的新旧之争也初露端倪。这一新旧之争从时务学堂开始,迅速扩展到报馆、学会,而最终导致湖南维新运动的停顿。因此,考察戊戌维新时期湖南教育界时务学堂内最典型斗争的实质,既能深入认识当时的时代潮流和思想动向,也便于了解政变后湖南教育界的发展及社会状况。 概言之,戊戌时期湖南教育界(包括其他各界)新旧之争的实质,就是是否允许教化、宣传、推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学说以及康有为的学术主张(变法理论)。当时,湖南的维新派以时务学堂为主,以南学会、《湘报》、《湘学报》等为重要阵地,大肆宣扬、传播资产阶级民权学说和康有为的变法理论,而以王先谦、叶德辉、张祖同、孔宪教、宾凤阳等为代表的旧派人物则对这种学说和理论大加挞伐,必欲灭之而后快。二者水火不容,争得你死我活。 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后来回忆湖南的新旧党争,就曾指出双方争论的焦点、实质,并将之作为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他说: 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湘中一二老宿,睹而大哗,群起挤之,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御史某刺录札记全稿中触犯清廷忌讳者百余条,进呈严劾,戊戌党祸之构成,此实一重要原因也。(P43) 而当时湖南的许多保守分子,通过仔细盘查各项新政,也得出上面所指出的这一结论,在岳麓书院斋长宾凤阳以及书院学生杨宣霖、彭祖先等人上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的书中,历数黄遵宪、徐仁铸、梁启超之失,并请求王先谦告之巡抚陈宝箴,将梁启超等撤职逐出湖南。他们说: 我省民风素朴,自去岁以前,固一安静世界也。自黄公度观察来,而有主张民权之说,自徐砚夫学使到,而多崇奉康学之人,自熊秉三庶常邀请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以康有为之弟子,大畅师说,而党与翕张,根基盘固,我省民心,顿为一变。(卷四,P24) 在宾凤阳等人的思想中,并不废西学之实用成分,即其技艺层面,只是不赞成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和康学来代替中国传统的伦理纲常思想,即政治思想、统治思想,否则,国将不国,他们说: 吾人舍名教纲常,别无立足之地,除忠孝节义,亦岂有教人之方。今康梁所用之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夫时务学堂之设,所以培植年幼英才,俾兼通中西实学,储备国家之用,煌煌谕旨,未闻令民有权力,教民平等也。即中丞设学之意,亦未尝欲湘民自为风气,别开一君民共治之规模也。(卷四,P24) 受宾凤阳等人的鼓动,王先谦等人就向陈宝箴递交了《湘省公呈》,向时务学堂中的康门弟子及湖南之维新士绅发起了总攻击。他们说: 梁启超及分教习广东韩、叶诸人,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而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鼐辈,为之乘风扬波,肆其簧鼓。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使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始自会城,浸及旁郡,虽有谨厚如皮锡瑞,亦被煽惑,形之论说,重遭之诟病。而住堂年幼生徒,亲承提命,朝夕濡染受害更不待言。是聚无数聪颖子弟,迫使斩其天性,效彼狂谈;他日年长学成,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此湘人之不幸,抑非特湘省之不幸矣。(卷五,P12) 此后,由于巡抚陈宝箴态度暧昧,使维新势力大受挫折,时务学堂已失其色彩,守旧分子俞廉三继任湖南巡抚后,遂将之改为求实书院,教育革新出现反动。 不过,保守派对梁启超及时务学堂的攻击并非空穴来风,实有许多文字作为凭证。也就是说,梁启超等人对学生宣扬资产阶级民权学说实有其事。在梁启超给学生所做批札答问中,类似言语比比皆是。比如,在课批中,梁说:“今日欲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变去拜跪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讪笑”(P29);在日记批语中有“议院虽创于泰西,实吾五经之诸子传记随举一义,多有其意者,惜君统太长,无人敢言耳”(P30)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