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与辛亥革命.docxVIP

章士钊与辛亥革命 自古以来，不同类型的文章都是如此。刘勰曾注意到司马相如、扬雄、桓谭、王充、张衡、左思与淮南子、曹子建、阮瑀、弥衡等人文风的区别,在《文心雕龙》中,特意将其分为“骏发”与“覃思”两派,以辨其异。1刘勰所论,不仅成为南北朝之后古人评价文章家之司南,也被近人用作划分文章家风格流派的准绳。曹聚仁就曾依据刘勰的标准将梁启超归入“机敏派”,将陈望道归入“虑疑派”。2对章士钊,曹氏则作了如下评价:“他从英国回来,研究过‘逻辑’(Logic),编过《中等国文典》,他提倡逻辑文学,爱好峻洁的柳宗元文章。”又说:“1912年间,章士钊的《甲寅》杂志出来了,他们这一群人,有人称之为逻辑文家,其议论既无华夷文学的自大心,又无策士文学的浮泛气,而且文字组织上,无形中受了西洋文法的影响,所以格外觉得精密。”3 章氏留学英国期间,在苏格兰大学跟戴维逊教授研习逻辑,“从兹践履逻辑之途径”。4因受过西方逻辑学训练,强调下笔之时,“遣词造句皆循定律,而为文益斐然客观”。5他对自己的文体作过描述:“于文,实无工力可言,其粗解秉笔,纪事述意,不大竭蹶者,亦凭天事为多,且移用远西词令,隐为控纵而已。”这种文体,在曹聚仁看来,是对“桐城义法”“最有力量的修正”,为“古文革新运动”最有成就的文体,其突出特点就是讲究文辞章法和思维逻辑。6 但古人及近人论文章流派多以文风为区分标准,偏重语言形式的考量。曹聚仁对章氏文章的品评,亦不免这种倾向。实际上,章氏作文讲究逻辑,不仅表现在语言形式的建构上,而且表现在内容的传达上,在政制思想阐释方面,尤见功力。他的“逻辑文”泰半属于政论文。钱基博评价章氏文章风格时,就强调了“衡政论文”的逻辑:“士钊既之英,乃入伦敦大学,习政治经济之学。顾最喜者逻辑,又通古诸子名家言,杷栉梳理而观其通。自国中言名学者,严复而后,莫之或先也。自是衡政论文,罔不衷于逻辑。”7章氏自己亦认为,当是之时,谈论政制者不乏其人,“至欲其按诸逻辑而表见之,立为系统而指陈之,几人人病于未能。非真未能也,感情之所伤,客气之所中,俗论之所囿,见象之所局,据理断事之勇气不生,凭虚证实之机会绝罕,遂令所有思潮,失其条理,迷离惝恍,不可究穷。久而久之,社会中遂发生一种麻木不仁之象也。”8 在国人对西方政制普遍恍若雾里看花的背景下,章士钊当然不是唯一的明白人,但因其逻辑家身份而养成的缜密思维习惯,一些在清末民初思想家、政治家那里司空见惯的政治思想表达和行为倾向,在他那里却常常见着有意识的修正。故其思想与政治行为,或可作为镜鉴,借以观照斯时国人政治思想及作为之得失,并分析其原因。 一、 立宪、模式、国家 中国文化注重名实之辨,孔子强调“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先秦时代的惠施、公孙龙等名家学者,更因善辩名实,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但古代名实之辨毕竟与现代逻辑学的概念界定有区别。严复认为,治学须做到“名正理从,于所思言,不至棼乱”。9章士钊则从逻辑学角度,对“名”(即概念)作了周至定义,并提示了概念界定时的周涵变化:“凡名对于物有所命,对于德有所涵。所命,示名之广狭,为横;所涵,示名之深浅,为纵。横者,汉密敦字之曰外周(extension),纵者曰内涵(intension)。”两者关系呈反比变化,自“大共”以至“小别”,皆各有外周与内涵,非了然其周涵,无从推理。“推而共之,共则有共,周递大而涵递小;推而别之,别则有别,周递小而涵递大”。无论“执涵以定周”或“就周以窥涵”,“皆界说内所有事也”。10 章氏综核名实,并不限于逻辑学理层面,而是将其运用到政治学与政治实践领域,并因此发现了国人在政治概念界定上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辛亥时期,国家政制激剧转型,国人昌言共和,却鲜有知道孰为共和者:“今之最时髦之名词,莫共和若,而最滥污者亦莫共和若。军队之放纵者曰此共和也,学生之放纵者亦曰此共和也”,“共和共和,天下悉假汝之名以行”,以至需要明共和真谛者出而“矫正”曰:“军队无共和,学校无共和。”11章氏认为,国人论政之患,在得一政治术语,却无正确之界说支撑,遂至歧义百出,是非混淆,“此逻辑之所以不可不讲也”。12 而以逻辑论政制,在章氏看来,“首当严者,则国体与政体之界说”,因“国体政体之分,乃治国者之锁钥,万不可不于此致谨”。13他告诉国人,“国体”讨论的是统治权的归属问题,“政体”讨论的是统治形式问题。就喧嚣一时的“平民政治”讨论而言,鼓吹统治权属人民固然时髦,却有一重要概念需要辨析,即统治形式究竟为何?换言之,中国是否应当采纳欧美平民国之“平民政治”而无须损益?章的看法是:“吾国诚为平民国家矣,而不可造一极端的平民政府。吾国诚属多数政治之国家矣,而不可不运用少数政治之精神,吾人所以兢兢于国体政体之分,此乃其适用处。”14在此,章氏借辨析国体与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