厝火积薪的当代生存想象——病毒题材灾难片叙事美学解读.docVIP

厝火积薪的当代生存想象——病毒题材灾难片叙事美学解读 灾难片在好莱坞类型片发展史上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人类对于自身生存危机的反思往往来自关于灾难的经验及联想。灾难这一概念的辐射范围涉及多个层面的表现形态，而灾难题材的创作通常会包含着原发性自然灾难、人为性灾难、外星文明威胁性灾难等基本类型模式。但实际上又存在着整体叙事性效用和审美接受心理设定的差异，不同影片在表现人类为了谋求生存与灾难展开抗争时，创作者在处理题材情节模式、人物体系建构以及主题切入角度上，也会采取不同的创作姿态与方法。由于受到灾难书写过程中选题同质化的影响，如洪水、地震、海啸、飓风、雪崩等的传统自然灾难或外星种群入侵地球等科幻色彩浓重的灾害情节类型都日趋陷入难度较高的创作瓶颈，因此灾难形式的选题突破成为灾难片叙事建构的首要问题。与上述提到的两种灾难形式不同，病毒题材灾难片往往借助某种病毒的传播及蔓延为契机，由此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随着病毒的蔓延而引发的多层面危机延宕也成为矛盾累积和深化灾难情节的主要过程。早期的灾难片创设，往往多注重自然灾难或科幻灾难的题材书写，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全面实现以及人类生态的持续恶化所导致一系列世界性现实灾难的发生，使人类自身生存危机意识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面对医学难题的日益凸显，人们遂对于微观世界中近乎神秘存在的病毒生发出清醒的无奈与恐惧，病毒题材灾难片也由此成为灾难片创作中的重要分支，其成熟的类型叙事经验、精准的恐惧心理投射、强有力的社会现实观照决定了这一亚类型影视作品强大的市场效应和深刻的艺术意蕴。 一、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及“罪与罚”式主题呈现 病毒作为一种集神秘色彩与强大摧毁力于一体的微观生命存在，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人类世界的生存与繁衍，其爆发和蔓延带有与其他灾难一样无法预测的偶发性特点。因此，病毒灾难片借助人类与自然抗争的灾难历史以及与人类生命休戚与共的危机事件，表现出观众心中对自然环境、社会秩序、生态伦理等问题的焦虑与恐慌，从而能够更好地对接当下社会生活，引起人们深层次的生命思考和现实反思。病毒灾难的取材设定，可以取得生命个体以及社会群体的双重认可，主要原因不外乎其充分调动了人类心理深处对于“被毁灭”“被灭亡”的恐惧认同感，即灾难的来临也并非等同于虚构的神话劫难，而是完全脱胎于“人总会生病”的日常生活经验，病毒灾难片将此经验的可能性进行了有效的戏剧延伸，而后将灾难的源头直指人类贪婪、自私的欲望索取以及无法回避的宿命惩戒。这类影片虽然通常会强调病毒爆发的偶然性，但往往在故事的开端会以一种戏剧化的姿态让“病毒”这一主要角色“登场”，在强调其潜在威胁性的同时也交代出灾难的渊薮，形成强烈的心理悬念，激发观众后续灾难的联想，显然这些都体现出鲜明的“潘多拉魔盒”母题的寓言特质。如被视为病毒灾难片始祖的经典影片《卡桑德拉大桥》（1976年），故事开篇是恐怖分子闯入日内瓦的国际卫生组织总部，欲实施恐怖袭击，受到了保安人员的阻击。在追捕过程中，警员不小心将实验品鼠疫细菌打碎溅到恐怖分子身上，一名歹徒当场感染腐烂而死，另一名则窜逃到一列开往斯德哥尔摩的火车上……我们不难发现，“打碎”的鼠疫细菌在叙事层面的意义所指就是一个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未来注定带来灾难。作为诱发式矛盾在这样的偶然事件中注定附着了很强的悬念色彩和神秘感，也必然成为电影故事构成最需要的叙事特质。 科学实验作为现代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却成为病毒蔓延的源头，故事开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人类对于自身存在和文明的深刻反思，鼠疫细菌被打碎散布出如古希腊悲剧神话故事中的“神谕”一般，表明这是一场“罪与罚”叙事母题下的人类命运历险想象，对于人类发展进程中日渐明显的生态恶化、灾难降临等共性经验的认知成为该想象成立的前提，因此在许多后来的病毒灾难片中这一共性经验常被隐去，以具体化的继发性事件作为具体故事背景，使得故事整体节奏更为紧凑、悬念情境生成更加直接。在影片《极度恐慌》（1995年）中，开篇直面残酷的战争灾难场景：1967年在非洲的扎伊尔莫他巴河谷，美军军营被突如其来的疾病笼罩之后，紧接着军营被炸弹摧毁，附近林中的白脸猴发出阵阵惊叫声。直到90年代，一个美国年轻人在非洲扎伊尔捕到一只小白脸猴，并带回国出售，因此一种新型疾病在旧金山开始蔓延……作为这个故事的开端，历史时空的回溯不仅仅交代了一个叙事背景，更重要的是以“预言”的口吻阐释了恶疾爆发的根本原因，暗示着“罪与罚”的历史隐喻。这种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及“罪与罚”的故事形态，在病毒灾难片中被大量运用，也借此作为一种对现代社会尖锐矛盾的体现，以及对人性自私与贪婪的警戒。在影片《流感》（2013年）的故事开端采用同样的灾难情节模式：一群东南亚偷渡客历经艰险来到韩国，但是整个集装箱内的偷渡客几乎全部死亡，只有一人拖着羸弱的身体侥幸逃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