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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诉交易制度的博弈分析 大多数关于博弈的工作，尤其是中国科学家的工作，没有提到“囚犯困难”的法律制度。其实,囚徒困境是美国学者创立的博弈模型,其法律制度背景是在美国司法中大量采用的辩诉交易制度。 一、 判决结果两种博弈 有一位富翁在家中被杀害,财物被窃取。警方在侦破这个恶性案件过程中,抓到了甲、乙两个犯罪嫌疑人,并且从他们的住处搜出了被害人家中丢失的财物。但是,他们却矢口否认曾经杀过人,辩称是先发现富翁被杀,然后只是顺手牵羊偷了点儿东西而已。警方也没有侦查到有力的杀人证据。 于是,警方将甲、乙两个犯罪嫌疑人进行隔离审讯。因为这是发生在美国的案件,根据当地的法律,可以适用辩诉交易制度,即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控诉方和犯罪嫌疑人可以进行讨价还价的“交易”。如果自动承认了某个控诉方没有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那么将“从轻发落”。 检察官分别对甲与乙说:“你们的盗窃罪证据确凿,所以可以判你们1年刑期。但是,我可以和你做个交易。如果你单独招认杀人的罪行,我只判你3个月的监禁,但你的同伙要被判10年刑。如果你拒不招认,而被同伙检举,那么你就将被判10年刑,他只被判3个月的监禁。但是,如果你们两人都招认交代,那么,你们都要被判5年监禁。” 尽管甲不知乙是否招供,但他认为自己选招认最好,因而甲会选择招认,乙也同样会选择招认,结果各判刑5年;但如果两人都不招认(抵赖),结果是两人只各自被判刑1年,但这种结果通常是不会出现的。 用博弈论术语来说,甲或乙可以做出的选择被称为“战略”(Strategies),如“招认”或“抵赖”都是战略,也就是策略行为。对甲来说,尽管他不知道乙是选择了“招认”还是“抵赖”,他发现自己选择“招认”是比选择“抵赖”为好的。因此,抵赖是相对于招认的劣战略,他不会选择劣战略。所以,甲会选择“招认”。 同样地,根据对称性,乙也会选择“招认”,结果是甲乙两人都招认交代了。 在博弈论中,甲和乙是博弈的参与者,叫做“局中人”(Players)。当然,这是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在复杂的博弈中,参与者不止两个,策略也有很多。 甲和乙作为博弈的参与者,在不同的策略组合下都会有一定的付出,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就是支付(Payoff),也就是付出的代价。其实,有时候从好的方面看,这种支付也是一种收益,即收获的好的结果。囚徒困境中,甲和乙都可能有1年监禁、5年监禁、10年监禁或当场释放几种支付或收益,至于结果是哪种,全靠他们各自的选择了。 甲和乙所选择的战略构成的组合(招认,招认)和(抵赖,抵赖)都能实现博弈均衡(Equilibrium)。类似这种博弈均衡是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纳什(John F.Nash)论证的,所以被称为“纳什均衡”,这是一种非合作博弈的均衡。但这两个战略组合存在优劣之分,前者是优战略,后者是劣战略。甲和乙一般都不会选择劣战略“抵赖”,这被称为“剔除劣战略的占优战略均衡”。也就是“招认”是优于“抵赖”的好的战略。 二、 抗辩式诉讼:辩诉双方的非合作博弈 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者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进而双方达成均可接受的协议。通俗的说,辩诉交易就是在检察官与被告人之间进行的一种“认罪讨价还价”行为。 辩诉交易制度与英美法系国家抗辩式的审判方式密切相关。陪审团审判具有审判结果不可预见的特点。即使检察官认为能够胜诉,但陪审团却可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没有定罪。对于辩护方来说,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即使一个人无罪,其被陪审团定罪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可见,辩诉双方对诉讼结果事先都很难预见,陪审团制度的不可预测性促成了辩诉交易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大量应用。 另外,英美法系国家对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界限划分并不像大陆法系那么泾渭分明。在民事诉讼当中,如果当事人自愿承认,法院便不需要展开调查了,而当事人的承认则免除了对方的举证责任。同样,在刑事诉讼中,只要被告人自愿对法官承认其犯罪,法院可以不组织陪审团审判,而直接转入量刑程序。可见,英美法系国家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承认和刑事诉讼被告人的供述在法律效果上一样,从而为辩诉交易提供了制度基础。 上述两点可以促成辩诉交易成为辩诉双方基于理性进行选择的行为,因而可以通过博弈论进行分析研究。 抗辩式的方式使法官处于居中裁判的地位,在辩诉交易中,控诉方和被告方的交易权是平等的,亦即其博弈地位是平等的。在囚徒困境中,不仅存在上述两个囚徒之间的博弈,而且还存在着检察官(控诉方)分别与不同囚徒的博弈。考虑到控诉方与两个不同囚徒的博弈情形相同,所以这里只分析控诉方与一个囚徒(辩方)博弈的情况即可。 针对检察官的指控,作为被告人的囚徒可以选择的策略有“抵赖”(无罪答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