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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视野中的仪式研究 三、 非语言符号的“象征”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韦尔认为，“悬挂在他们自己编织的网上的动物”，人是“意义的创造者”。 (见Bowie, 2000:38) 的确如此, 人类的行为、人类创造出的文化对象, 对人类来说都是有“意义” (meaning) 的东西。人类的社会活动就是不断创造意义、利用意义、规定意义又被意义所规约的过程。因此格尔兹也引用韦伯的话说:任何一项文化事件“不单只是存在、发生, 它们还具有意义并因这意义而发生” (Geertz, 1973:131) , 作为文化事件的仪式也不例外。 仪式对于仪式行为者来说, 同样因为有“意义”才行为, 但其“意义”绝非日常的实用性意义, 而是精神领域的意义。仪式行为者正是通过行动、姿势、舞蹈、吟唱、演奏等表演活动和对象、场景等实物安排构拟出一个有意义的仪式情境, 并从这样的情境中重温和体验这些意义带给他们的心灵慰藉和精神需求。在仪式的整个过程中, 表演活动和场景、实物都是表达或表现意义的手段。一个仪式, 就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 一个用感性手段作为意义符号的象征体系。 “象征” (symbol) 一般是指非语言的符号 (signs) 表达活动。历史上人们对非语言符号的理解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均十分不同, 但是这种符号总是被冠以“象征”一词普遍地运用和不断地讨论。从词源上看, “象征”是表示人的身份的符征、命相学中的征兆或秘密社会中的暗语符号等。在这样的用法中, “象征”有两个特点, 其一:它是具有形象的实物;其二:它有代表作用, 即它本身代表或表示另一事物。后一特点使其具有一般符号的功能。正如语词的含意规则是人为规定的一样, 象征符号的这种代表作用的规则同样是由使用者人为约定的。自从近代学科兴起以来, “象征”一词也被用于各种抽象性图符, 不仅包括数学符号, 而且包括各种科学图表和标记。由于使用的广泛, 原始“象征”的具体性和形象性已不是必需的了。在人文思想史上“象征”也是一个极重要的词, 它往往指具有表达精神对象功能的具体形象物, 因而成为哲学、美学、文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的主题。这个含混而应用广泛的词可指在任何文字的或非文字的文本中表示间接的、隐蔽的、深层的、关系性的所指者或意义的文化标记。于是, 在某种文化环境或语境中, 某种对象和形象, 某种情境或情节, 某种观念或思想, 成为表达另一种意义的手段。 (参见李幼蒸, 1993:190—194)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 (Ernst Cassirer) 是近代以来开创“象征形式哲学”理论的先驱。卡西尔把“象征形式” (象征符号) 看作感性实体和精神形式之间的中介物。他认为, 象征不只是从一个领域指示另一个领域的指示性符号, 而且是参与这两个不同领域的符号, 即通过外部物质世界中的符号显示内部精神世界中的符号, 或从可见物质世界中的符号过渡到不可见的精神世界中的符号。 (卡西尔, 1985:175) 对卡西尔而言, 象征符号的所指物是精神与心理世界, 所指称的物质世界也是因其具有的精神意蕴而有意义的。作为一种符号观念的象征主要与它所“代表”、“暗示”、“含蕴”的精神内容有关。因而具有精神活动的人被卡西尔定义为“符号的动物” (animal symbolism) , 以此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 并且认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 (卡西尔, 1985:34—35) 符号是人类认识世界最主要的中介物, 人们是“如此地使自己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 以致除非凭借这些人为媒介物的中介, 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 (卡西尔, 1985:33) 从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研究象征现象也发达于二十世纪。弗洛依德 (Sigmund Freud, 1950) 从精神现象研究了个人生活中的象征表现, 涂尔干 (Durkheim, 1912) 则研究群体和社会中的象征表达, 并断言, 社会生活史的各个方面都是建立在一个广大的象征系统上的。马林诺夫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 1984[1948) 以语言象征作为一切象征的基础, 研究了与文化形成和运作有关的象征化过程。列维一斯特劳斯 (Claude Levi-Strauss, 1963) 借用语言符号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原始社会和神话系统的结构, 从文化象征体系中寻找人类共同的“深层文化语法结构” (以上参见Hicks, 1999:5-48) 。格尔兹 (Geertz) 则把象征符号看作是“概念的可感知的系统表述, 是固定于可感知形式的经验抽象, 是思想、判断、渴望或信仰的具体体现。”把文化活动看作是“符号形式的建构、理解与利用”, 认为文化的概念“既不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