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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投资率影响因素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基本上有一种经济模式，那基本上包括低消费和高投资。而投资率过高,对宏观经济的运行会带来相当大的负作用,即带来最终消费需求不足,使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效率低下,资本和资源消耗大,与可持续发展不相协调。本文通过运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建立和应用投资率理论模型,利用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数据,分析影响投资率高低的主要因素。 一、 以“mr”公式为标准的计算公式 肖泽群、文建龙(2006)对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的投资率模型作了初步论证,这里在原来基础上作进一步深化和实用化。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中,第Ⅰ部类产品是“进入生产消费的形式的商品”,其价值所表示的是社会投资的量,第Ⅱ部类产品是“进入个人消费的形式的商品”,其价值所表示的是社会消费的量(马克思,1975)。但是,这里所指的消费量和投资量不是指相应部类产品增加值的总和,而是指相应部类最终产品价值的总和,即总产值。因此,应除去Ⅰc、Ⅱc中的中间产品,并假设Ⅰc、Ⅱc中计入增加值的部分(即固定资产折旧)分别为Ⅰθc、Ⅱθc(0θ1),其中增加值中的消费与投资比例(a)可以表示为: 一般说来,消费率和投资率是相对一年计算的。为了分析问题的标准化,分析消费与投资的比例(a)也以一年为标准。假设第Ⅰ部类不变资本的年周转次数为n11、可变资本的年周转次数为n12,第Ⅱ部类不变资本的年周转次数为n21、可变资本的年周转次数为n22,则基年的消费与投资的比例(a0)为: 第一年的消费与投资的比例为: 鲁从明(1998)根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推导出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为: 由此年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变为: 又由于r=cv?m′=mv?p′=nm′r+1r=cv?m′=mv?p′=nm′r+1,则: 假设年投资率为I′,年消费率为C′,则有: 将(5)式代入(6)式得: 由于对投资率的研究属于宏观研究,而目前的统计数据也没有直接提供r、△v11/v01△v11/v01、n、θ等数据,为了与现有统计数据对接,可以假设基年的年劳动者报酬(V0)占国民收入(Q0)的比例为μ0,年利润 (P0)1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κ0,固定资产折旧(θ0n0c0)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η0,年转移不变资本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π0,则:μ0=V0Q0?κ0=p0Q0?η0=θ0n0c0Q0=θ0π0μ0=V0Q0?κ0=p0Q0?η0=θ0n0c0Q0=θ0π02,μ0+κ0+η0=1;第Ⅰ部类假设年劳动者报酬(V01)占国民收入(Q01)的比例为μ01,年利润(P01)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κ01,固定资产折旧(θ01n01c01)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η01,年转移不变资本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π01,则:μ01+κ01+η01=1;假设第Ⅱ部类年劳动者报酬(V02)占国民收入(Q02)的比例为μ02,年利润 (P02)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κ02,固定资产折旧(θ02n02c02)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η02,年转移不变资本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π02,则:μ02+κ02+η02=1。由此(7)式则变为: 假设Q02/Q01=a0,η02/η01=b0,π02/π01=c0,且令Δπ1/π0=λ1Δπ1/π0=λ1,则(8)式变为: 对(9)式求π0、λ1的导数,对(10)式求η0、b0、θ0的导数,对(11)式求μ0、κ0的导数,由于η0、μ0、κ0、θ0均大于零小于1,π0、a0、b0、c0均大于零,|λ1|＜1?1?a0+1a0b0+1η0＞0①|λ1|＜1?1-a0+1a0b0+1η0＞0①,可知:dI′1dη0＞0?dI′1dμ0＜0?dI′1dκ0＜0?dI′1dλ1＞0?dI′1dπ0＞0?dI′1dθ0＜0?dI′1db0＜0dΙ1′dη0＞0?dΙ1′dμ0＜0?dΙ1′dκ0＜0?dΙ1′dλ1＞0?dΙ1′dπ0＞0?dΙ1′dθ0＜0?dΙ1′db0＜0。所以,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I′1与基期的π、η成正相关,与同期的年转移不变资本增长率(λ)成正相关,与基期的θ、μ、κ、b成负相关。也就是说,投资率随基期的年转移不变资本占国民收入的比例(π)、固定资产折旧占国民收入的比例(η)增加而升高,随同期的年转移不变资本增长率(λ)增加而升高,随基期的固定资产折旧占年转移不变资本的比例(θ)、年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例(μ)、年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例(κ)、第Ⅱ部类固定资产折旧与第Ⅰ部类固定资产折旧之比(b)增加而降低。 简言之,投资率理论模型是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揭示了影响投资率大小的因素及其发展趋势。这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存在一些明显差异。需求管理理论强调短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运用,以达到调整λ的目的。运用投资率理论模型,在短期内,调整λ也可运用需求管理理论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