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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人的负面观 一、 从理论分析到实践应用的转型 斯大林称这个脸、命运和人际关系是统治中国的三位女神。她的脸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在别人面前工作，为他们感到疲惫。从事本土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学者对中国社会面子现象已进行过广泛的探讨,对于理解中国人的面子观以及面子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等有重要的意义。既有的研究一般是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的:一是面子的内涵;二是面子作为一种社会交往行为是如何完成的;三是由面子这种互动方式所建构的中国人的行为模式与社会结构。 在西方社会学微观行动理论中,面子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戈夫曼“演剧理论”的核心内容是阐述社会互动参与者通过扮演符合规范的“角色”来获得面子的过程及其策略技巧问题。在中国社会中,面子不单是完成互动过程的一种手段,对于中国人而言,维护面子本身就具有独立价值,即常言的“为面子而活”。因此,单单将面子作为一种行动策略来进行技术性分析,很难达到对中国社会面子现象的深刻理解。目前,具有社会科学本土化抱负的研究者们,在研究面子问题上,都注意到了面子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及其独特性。但在具体的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将(人情和)面子作为一种关系资源附加在西方的相关理论框架内进行研究或建构模型”,这样的研究取向必然是将中国面子现象抽象化,丧失了其本土化追求意涵。 产生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对面子现象的实证研究。“面子”是一个较为口语化的概念,其内涵是丰富而又模糊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如果你不去想它,则它在日常生活中存在且确实运作着,然一旦你思索它时就会开始混淆起来,想的愈多,混淆得愈厉害。”有学者尝试将“面子”提炼成为一个本土学术概念,这样尽管避免了套用西方学术概念时出现的“词与物”的分离,但又陷入“面子”作为一个日常模糊性用语所带来的困难。实际上,研究面子现象时,要尽量避免从概念上对“面子”进行抽象的界定,也不需要有意地通过参照西方学术概念来探讨“面子”的本土性。面子作为一个日常用语,它的含义是在具体的语境中产生的,由此造成了“只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特性。因此,研究面子问题,一定要回归到其发生的具体语境中去。 基于上述反思,我们在农村调研时,有意地考察了农民的面子观与乡村生活中的面子现象。调查发现,发生在农民之间的面子行为,其过程和意义是延伸到具体行为之前和之后的,有没有面子以及有多大面子是与行为者在村庄社会中的具体处境相关的。并且,不同地区的村庄社会结构不同,导致了农民面子观的差异。本文从区域比较的视角,探讨在乡村熟人社会中面子如何生产出来,并从面子的角度揭示乡村社会变迁的微观机制。 二、 中西方社会中的负面定义 在西方社会学微观行动理论中,面子代表着行动者对于角色的认知,面子类似于“印象”,维持面子是为了保障每一次单一的、偶然的社会互动能够顺利完成,对面子现象的分析,侧重于其策略性和技巧性。西方社会学微观理论所分析的面子,是人类社会行为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中国社会的面子具有特殊的含义,面子也可以称为情面或者人情。费孝通先生精辟分析了中国乡村社会人情现象: 而且亲密的共同生活中各人互相依赖的地方是多方面和长期的,因之在授受之间无法一笔一笔地清算往回。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之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P.73) 在中国社会生活语境中,面子不是在偶然的、孤立的社会互动中产生的,而是在长期生活中形成和积累的。如果说任何社会行为都包含着信息传递和角色认知意义上的面子(印象),那么中国日常生活中的面子行为则是建立在行动者间熟悉感、亲密感与相互预期的基础上。 中国乡村社会也被称为熟人社会,在这样的“生于斯、死于斯”的空间中,村民互相知根知底,并从长时间、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建立了“痒痛相关,有无相通”的亲密感,并且这样的关系是要长期维持的。(P.6-11)所有与面子相关或者相近的词汇,比如“人情”、“情面”、“脸面”、“恩情”等,都是熟人社会所特有的。可以认为,面子的基础就是熟人社会。在与熟人社会相对的陌生人社会中,“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情感,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P.75)人们按照法律和契约关系来进行社会交往,并且尽量避免中国人所讲的“情分(面子)”。这里就可以将中国社会中面子的含义与西方社会面子的含义区别开来,比如,在中国社会一个人很能“跑关系”,可能会被看做很有面子,而在西方社会中,作为一个“公民”,按照法律规范办事则会被赞同而获得面子。 中国熟人社会的面子具有以下二重属性: (一) 种社会的关系不同 在熟人社会交往中,面子相当于一种投资手段,能够维持社会关系稳定性并增加社会关系的厚重度。在中国社会中,交往的社会关系可以区别为三种类型:自己人、熟人、陌生人。所谓自己,是指相互之间建立了高度的信任并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关系,具有“我们感”;所谓熟人关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