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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子》与《淮南》关系新探 众所周知，文子和淮南有许多相同的单词和章节。谁抄袭了它？过去，人们认为文子抄袭了淮南。如章炳麟《菿汉微言》说:“今之《文子》,半袭《淮南》,所引老子,亦多怪异,其为依托甚明。”《文子》被认为是伪书的典范,被斥为“伪中出伪”。 一九七三年,河北定县西汉前期古墓中发现了《文子》竹简,《文物》一九八一年第八期《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中说,已整理出与今本《文子》相同的文字六章,部分或系佚文。时至今日,人们仍未见到由竹简整理出的《文子》。学术界虽有唐兰、艾力农等人力主《文子》为先秦古籍,但因《简介》所引简文仅数十字,伪书说又根深蒂固,至今仍持怀疑、否定态度的也不乏其人。如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仍坚持说:“现有的《文子》有许多文句与《淮南子》相同,从内容上下文看,《淮南子》的上下文顺理成章,而《文子》则割裂的痕迹非常显然,足证是《文子》抄了《淮南子》,成书于《淮南子》之后。所以,《文子》当是西汉的作品,不是先秦的著作。”(1982年6月第1版)因此,仍有必要将今本《文子》与《淮南子》相同的文字与章节作一番认真的比较、甄别,以定真伪优劣。 从《七略》开始,在各种目录学著作中,《文子》从来就是列在道家类,《淮南子》始终列在杂家类,这是没有疑问的。有人以为,刘歆《七略》立“杂家”类,颇有不合理处。其理由是杂家不杂,杂家书亦有自己的思想观点、政治倾向,虽采摭众书,但都是按自己的政治观点有所取舍。殊不知,刘歆特意立“杂家”类,并非说其思想驳杂,而是因其采摭群书,性质颇近后世的类书。《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就是将杂家与类书排在一起,《子部总叙》还申明了理由:“群言岐出,不名一类,总为荟粹,皆可采摭菁英,故次以杂家。隶事分类,亦杂言也,旧附于子部,今从其例,故次以类书。”可见,杂家书的特点,就是“群言岐出,不名一类,总为荟粹。”《淮南子》作为杂家著作,采摭群书,这点人们也未尝不承认。 毕沅指出:“其著一书,专觊世名,又不成于一人,不能名一家者,实始于不韦,而《淮南内外篇》次之。然淮南王后不韦几二百年,其采用诸书,能详所自出者,十尚四五。”(《吕氏春秋新校正序》) 熊铁基指出:“(《吕氏春秋》与《淮南子》)在内容上都一样地大量引用老庄之言,也都一样地兼儒墨,合名法,而且《淮南子》中许多地方(甚至整节的)还直接引用《吕氏春秋》的文字。”(1981年第2期《文史哲》《吕氏春秋到淮南子》) 总之,《淮南子》作为杂家著作与旧传在它之前的典籍有相同的文字,入们都承认《淮南子》是取自这些典籍的。可是轮到《淮南子》与《文子》有相同的文字时,那就成了《文子》抄袭《淮南子》的。这种看法最突出地表现在罗根泽《诸子考索·庄子外杂篇探源》中。罗根泽把《庄子·刻意》和《淮南子·精神训》一段文字作了比较,他说:“照普通情形讲,先简而后详……所以与其说是《刻意》割取《精神训》,不如说是《精神训》割取《刻意》。况且,《淮南子》是杂家书,是同《吕览》一般采摭各书而成,它和旧传在它以前的书有了大同小异,乃至全同的地方,我们没有很积极的证据,证明确是彼书钞此,如《文子》之类,不能不承认是此钞彼书。”罗根泽论证《淮南子》抄取《庄子》,是合情合理,令人信服的,但为何“先简而后详”的常情对谁都适用,而独独对《文子》例外呢?不知罗根泽的“积极证据”是什么。 下面,我们将不惮其烦地比较《文子》与《淮南子》,用人们区别真伪、先后的常情,来判断谁抄谁的问题。 一、 《文子》、《病犯》引本 上段文字,《文子》仅一百八十三字,而《淮南子》则是《文子》的四倍半。按“先简而后详”的常情,我们只得承认《淮南子》是抄袭《文子》的。今《文子》中的文字,见于《淮南子》的,约在一万字上下,而《淮南子》与之相对应的文字,少说也有一万五千字。可见上面引的,并非偶然现象。《文子》与《淮南子》相对应的地方,绝大多数都是《文子》简略,《淮南子》繁详。有的篇目如《原道训》,除去又见于《文子》的,几乎就剩不下几句了。 考上段文字,《淮南子》详于《文子》处,基本是举例性质的,而且《淮南子》本身也承认“吾将举类而实之”(实,明)。这些例子当是别有来源。如壶子与郑神巫的故事,就取于《庄子》。尽管这些例子在文中穿插的巧妙妥当,但明眼人还是能看出,其主要意思不出同于《文子》的那几句话。此外,《文子》作泛泛之论的地方,在《淮南子》中变成针对具体人的评论。如上段,《文子》作“为义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可正以义,不可悬以利。”《淮南子》作“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华可止以义,而不可悬以利。”这些都有抄袭改易的痕迹。 二、 由“推”而归 《文子》与《淮南子》押韵的文字都很多,韵部也大致一样,这就使我们有可能从韵读方面发现一些材料。试看下面数例: 《文子·自然》 王道者,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