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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襄阳鼎考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铜鼎，鼎口外有一枚11字的铭文（“20”和“少半”是相同的文字）：“23年来，它被刻在平坦的地方，耿的一半被刻在小半上”（图1），鼎盖中间有一个“豆角”铭文。这两处铭文都是记容刻辞,资料的发表者唐友波先生已对此做了详细研究。下面就与铭文有关的问题做些补充说明。 唐文已经指出两处刻铭文字明显不同,鼎口的铭刻应属魏而盖铭属韩。除了魏鼎使用“赓……”、韩器“厨”字作“”之外,“铸”字从金、从寸也比较有特色。“铸”字的这种写法多见于魏鼎,比如《集成》5·2527“三十年虒令鼎”、2590“十三年□阴令鼎”、2746“梁十九年鼎”等。另外,赵国、中山国也有如此写法的“铸”字,如见于《集成》18·11561的“十一年蔺令矛”、15·9735的《中山方壶》等,但很少见(中山曾灭于魏,蔺地也一度为魏所据,这些器物上出现如此写法并不足怪)。 鼎铭“襄”字的写法值得注意。三晋文字中的“襄”或从“”声之字写法不一。即以货币为例,初尚龄《吉金所见录》(1819年刻本)释读出“襄垣”方足小布,北文最先释出“襄成”尖足小布(见图一3、2)。尖足布是战国早中期赵国货币,所以图一2的“襄”字就应当是赵国的写法,即把声符“”的一部分改造成“羊”形。见于《玺汇》0077、0125以及《古陶文汇编》9.50等的“襄”字与此写法相同。唐文引用何琳仪先生的意见将上引尖足布、玺印定为赵物,是很正确的。 方足小布“襄垣”中的“襄”字原篆从支、声。这种写法的“襄”字还见于《集成》4·2303的鼎铭、18·11565“二十三年襄城矛”以及新公布的“六年襄城令戈”等。两件兵器铭文中的“造”字从贝、从攴、告声,是韩国文字的特有写法;而且在“令”之后有“司寇”这一级监造者。根据黄盛璋先生的研究,这是韩桓惠王九年之后韩国兵器铭文的一个特征,可作为判定国别的标准。我们曾据此明确提出“”应是韩国文字的特有写法,与此写法相同的“襄垣”、“壤阴”方足小布也应是韩国货币。方足小布“襄垣”的国别,旧多以为赵国,主要依据就是战国时期襄垣之地近赵。根据上引韩国文字资料可知,今山西襄垣县北的襄垣在战国晚期实为韩地(至于方足小布中的韩地“壤阴”则待考),这为研讨韩、赵在上党地区的疆域演变提供了重要资料。现在,上海博物馆所藏的鼎铭中又出现了魏国文字中的“襄”字,正可以佐证我们的说法。至此,三晋文字中不同写法的“襄”字的国别终于可以区分清楚。 战国铜器中有一件“襄阴鼎”,于省吾先生曾藏有鼎铭拓本,《集成》失收(摹本见图二1,采自注文,第29页)。黄盛璋先生曾指出,襄阴鼎铭“‘襄’字写法全同襄垣币,……?字作,与告城镇所出韩阳城陶量‘’字写法全同。”但黄先生以为鼎铭“襄阴”即《汉书·地理志》定襄郡的“襄阴”,从而定此鼎定为赵器。这个意见显然是不可信的。从上面对三晋各国“襄”字的分析来看,这件襄阴鼎应是韩国之物。《玺汇》0077有赵国“襄阴司寇”官印(图二2),“襄”字与此写法不同,可证。鼎铭“禀”字与阳城所出土的韩量文字写法相同,而与赵国“禀”字写法有异,已透漏出了相关信息。另外,鼎铭“半”字也与赵国“半”字写法迥异。已经确认为赵器的铭文中的“半”字均作形,比如《土匀錍》(《集成》16·9977)、《十一年库啬夫鼎》(5·2608)以及尖足小布、方足布币11等,都可作为该鼎不是赵器的有力证据。 根据赵国“襄”字的写法,还可以为官印的国别判断提供依据。上引《玺汇》0077号以及0125号“襄平右厃”、3134“襄阴”等玺印为赵国官印,诸家多无异辞。《玺汇》第0004号“襄君”玉印(图二3),李家浩先生读“襄”为“林乡”(在今河南新郑东北,战国时属魏),从而推测此印为魏物12。如果单从“林乡”地名来看,这个意见可能是对的。但从“襄”字写法判断,与《玺汇》0125“襄平右厃”、3134“襄阴”等赵国官印文字相同,因此这方印似以视为赵国封君之印为宜,“襄”地望待定。以往,可以确定无疑的赵国文字中的“禀”字,只见于《土匀》,作形。可惜这方官印的国别还不能肯定下来。 上海博物馆新入藏铜鼎的魏国刻铭“二十三年”,属于哪位魏国君主的纪年不易确定。从使用从寸的“铸”字诸器年代看,“梁十九年亡智鼎”、“三十年虒令鼎”、“三十五年虒令鼎”应为魏惠王时器(见注文),“(圜)阳戈”13的年代不晚于魏惠王时期(包括“圜阳”在内的上郡于魏惠王后元七年入于秦);中山王方壶是公元前296年中山亡国前之物,“十一年蔺令矛”的年代不得晚于赵惠文王十四年(公元前282年,此年蔺、离石最终入于秦),多为战国中晚期之交。因此,这件鼎上的“二十三年”可能是魏惠王或魏襄王的纪年(公元前347年或前296年)。 1977年河北隆化县采集到一件铜戈,实物现藏于隆化县博物馆。据介绍,戈援长18、胡长11·7、内长8·5厘米,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