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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译入语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研究 一、 “译前处理”的应用 随着国际贸易和合作的频繁、广泛和深入，传播和报告越来越重要。而这些“让中国走向世界, 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对外宣传活动无法离开翻译这一媒介。因此, “翻译工作是对外宣传的一部分”。外宣工作中的翻译有一个突出的特点, “即基本上都是中译外, 也就是把大量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从中文翻译成外文。” 然而外宣翻译不同于其他体裁的翻译, 面对中英两种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 为了实现预期的、较为理想的宣传效果, 外宣译者往往不能按照汉语的字面意思和语序结构, 用“对号入座”的方法进行生硬的“套译”, 而必须对文本进行“译前处理”。“译前处理”就是译者在抓住原文主旨与精神的前提下, 对原文进行能动性的“加工”;对原稿存在的行文逻辑等问题进行纠正;对原稿内容根据海外受众的文化传统习惯进行必要的转换等等。由此可见, 译前处理实际上是按照对外宣传的特殊目标, 对原文进行综合处理的“二度写作”。因此, 如何针对原文问题选择有效的译前处理技巧, 是整个外宣翻译工作的重点与难点。 二、 多元系统理论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西方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形成了面向译入语文化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其中, 影响较大的是埃文-左哈尔 (Itamar EvenZohar) 的多元系统论、图里 (Gideon Toury) 的描述翻译学理论以及以安德烈·勒菲弗尔 (Andre Lefever)、苏姗·巴斯奈特 (Susan Bassnett)、西奥·赫曼斯 (Theo Hermans) 为代表的“操纵学派” (manipulation school) 理论。多元系统理论为面向译入语的翻译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操纵学派的“翻译就是文化改写”, 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翻译的全新视角。翻译研究的译入语文化取向, 使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 翻译应符合译入语文化, 符合译入语受众的思维习惯。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严复的翻译是一种“对内宣传”, 和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对外宣传”道理是一样的。“赫胥黎书的原题是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 严译为《天演论》, 字面有减;进化论的核心思想是survival of the fittest, 严译为‘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 字面有增。尽管如此 (或者说正因为如此) , 严译才能为当时的知识界所喜闻乐见, 迅速传播。”显然, 严复的“信”绝非一味“忠实”译出语的字面, 他时刻牢记了翻译的目的和译文可能引起的读者反应。严氏的这番苦心对我们今天做好外宣翻译不无启迪。 王佐良在《新时期的翻译观》里曾指出, 翻译要“为读者着想”, 时刻注意读者的反应, 注重译文的效果。黄友义在谈“外宣三贴近”原则时就强调, “最好的外宣翻译不是逐字逐句机械地把中文转换为外文, 而是根据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 对中文原文进行适当的加工, 有时要删减, 有时要增加背景内容, 有时要将原话直译, 有时必须使用间接引语。”因此, 进行适当的“译前处理”是完全有理论依据的, 而且是必需的。 三、 “外宣三面向”的原则 外宣翻译 (主要是汉译英) 的目的是让译文受者明确无误地理解和把握译文所传递的信息要旨, 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因此外宣翻译要以目的语为归宿, 使其受者在摄取信息的过程中不遇到障碍。在现代传播学中, 无论是信息内容的选择, 还是信息产品的制作, 都是以受众的根本需要作为传播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黄友义的“外宣三贴近”原则 (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 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 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 中, 其中两个原则都是以国外受众的信息需求和思维习惯为出发点的。因此, 国外受众的各种特殊性和差异性为我们提出了“译前处理”要遵循的原则:一是充分考虑与理解海外受众的社会经济背景, 因为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自然产生不同的信息需求, 这应该是首要原则;二是真诚理解与尊重海外受众不同的文化传统与生活习惯;三是熟练掌握与运用好海外受众特定的语言风格与思维范式。如果我们的对外宣传适应对方的语言风格、思维范式, 则会有事半功倍、锦上添花的效果, 否则会事倍功半。 四、 “之前处理”能力 “译前处理”的技巧包括改写、删减、增添和重组, 以对原文进行能动性加工, 使译文明白晓畅、清晰易懂, 从而达到对外宣传与交流的目的。 (一) 根据对比,分布不符合英语的表达逻辑 许多汉语外宣稿件从语言角度讲并不“规范”, 有时套话连篇, 出现大量的“高调词”。这是因为在汉语中, 修辞语在程度上往往强于英语, 如“圆满结束”中的“圆满”, “不幸遇难”中的“不幸”等等, 主要是起强调作用, 没有实际的语意, 直接译成英文会显得多余累赘, 不符合英语的表达逻辑;有时词不达意, 模糊拖沓, 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