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颉本《文心雕龙隐秀》发微.docxVIP

任颉本《文心雕龙隐秀》发微 “隐秀”这个词是刘涌第一次提出的，但隐秀的美是由当时的学者提出的。近代刘师培首次以“隐秀”来概括任昉文, 他在评价任昉文时多次提到“隐秀”一词:“且其 (任昉) 文章隐秀, 用典入化”, “清汪中《述学》颇得傅、任隐秀之致”(1), “陆、蔡近刚, 彦昇近柔。刚者以风格劲气为上, 柔以隐秀为胜”(2), “如潘安仁、任彦昇之文皆有神理, 但或从情文相生而出, 或从极淡之处而出, 或从隐秀之处而出。”(3)不但是任昉文, 他还认为“大抵南朝之文, 其佳者必含隐秀”(4)。 本文要讨论的是刘师培所理解的任文之“隐秀”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内涵?这种具有“隐秀”特色的骈文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以“隐秀”论任昉文又体现了刘师培怎样的文学思想? 一 破例立碑 《文心雕龙·隐秀》篇云:“隐也者, 文外之重旨也, 秀也者, 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 秀以卓绝为巧。”(5)对此, 刘师培的理解是“每篇有特出之处谓之秀, 有含蕴不发者谓之隐”。通过对任昉文的具体评价, 刘师培笔下之“隐秀”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内涵。 刘师培解释“隐”为“有含蕴不发者”, 也就是指“意在言外”, 他提出任文之“隐”具体表现在词令婉转, 用典入化, 潜气内转。 “其无韵之文最足取法者, 在无不达之辞, 无不尽之意, 行文固近四六, 而词令婉转轻重得宜。”(6)刘氏认为, 任昉文说理透辟, 词令委婉曲折, 轻重得宜, 把别人所难于措辞的话说得有条有理。这种婉曲以达意的方式形成了“隐”之特色。 以《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为例分析任文婉转之特色。此表乃任昉代范云向齐明帝萧鸾请求为萧子良立太宰碑而作。朝廷明令禁止为死人立碑, 并且萧子良是齐明帝昔日的政敌, 因而要向齐明帝提出立碑之请, 是很难措辞的, 但任昉还是将此意婉转地表达了出来。文章首先举出“故精庐妄启, 必穷镌勒之盛;君长一城, 亦尽刊刻之美”的事实, 阐明了立碑记德之功效, 切入文题;继而陈述竟陵王的人品、才学和政绩, 以此来充实为萧子良立碑的依据;最后提出自晋以后有破例立碑的史实, 证明了立碑之可行。任昉不但提供充分的事实做依据, 而且通过隐晦的对比, 说明萧子良“亲贤并轨 (既是皇亲又是德才兼备的人) ”, 以此打动齐明帝, 可谓旁敲侧击, 曲折示意。 清代李兆洛《骈体文钞》评任昉《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微婉之妙在任笔独擅, 绵邈动人, 季友彦昇而外, 殆鲜鼎立。”又评任昉《天监三年策秀才文三首》:“非独代言, 实寓讽谏, 亦开合动荡, 功力宁逊元长?且有主文谲谏之意。”指的也是任文委婉曲折, “含蕴不发”的特色。 刘氏认为, 任昉文“词令之玲珑宛转”是受到《左传》影响之故:“词令之玲珑宛转以《左传》为最, 而善于运用《左传》之词令者则以任昉称首。”(7)唐代史学家刘知己提到《左传》隐晦的特点时说:“言近而旨远, 辞浅而意深, 虽发语已殚, 而含义未尽。”(8)清代刘熙载《艺概》引用吴东莱评论《左传》语“文章从容委曲而意独至”(9)。二人所论皆指《左传》委婉曲折之特点。在刘师培看来, 任文“凡所表达无不恰到好处。是真能得左氏之神似者也。”(10) 用典入化是任昉文婉曲达意的另一重要手段:“ (任昉) 文章隐秀, 用典入化, 故能活而不滞, 毫无痕迹。”(11)任昉学识渊博, 善于引经据典以助成其说, 这不仅是他学术修养的体现, 也是达成辞令典雅、含蓄的重要因素之一。以《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为例。此表乃为其好友范云代笔拟作, 意在推辞吏部封侯, 表达谦让之意。在写到“让封侯”时, 连出十二个历史典故, 一气呵成:“近世侯者, 功绪参差:或足食关中, 或成军河内, 或制胜帷幄, 或门人加亲, 或与时抑扬, 或隐若敌国, 或策定禁中, 或功成野战, 或盛德如卓茂, 或师道如桓荣, 或四姓侍祠, 已无足纪, 五侯外戚, 且非旧章。而臣之所附, 惟在恩泽。虽小人贪幸, 岂独无心。”例举汉代以来封侯者皆有功之人, 暗示自己并无多少功劳, 接受封侯问心有愧。孙月峰评此篇曰:“其趣味全埋在用事中。所以不觉其堆铺, 但见其圆妙。此乃是笔端天机, 良不易及。” (于光华《文选集评》卷九) “趣味全埋在用事中”即是以用典的婉曲方式而达到“意在言外”之“圆妙”效果。 六朝人皆喜用事, 但典故堆砌过多, 则会使文章流于晦涩, 反而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旨, 这并不符合“隐”之“意在言外”的要求。譬如刘师培所批评的清代董佑诚兄弟的骈文即有此弊:“至乾隆以后之常州骈文, 如董佑诚兄弟所用亦为三代以上之书, 而堆砌成篇毫无潜气内转之妙, 非特不成音节, 文亦甚晦, 绝无辉煌气象。”(12)这是刘师培所极力反对的。 任昉文虽使用了大量的典故, 却天然渊懿, 达到化境:“任彦昇文何尝不用典?而文气疏朗, 绝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