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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的心》的性政治批评解读 一、 自然性的二元对立 约瑟夫康拉德是一位受争议的作家。他被西方文学界誉为英国当代四大小说家之一。他一生著作包括13部长篇和28部中短篇,其中《黑暗的心》被视为“本世纪来最深刻有力的一部中篇小说”○1。但是自小说问世之日起,因其题材多涉及航海、冒险、对外殖民扩张等,曾一度被认为是一部讲述男人故事的小说。评论界对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多重视不足,认为她们充其量是男性角色的苍白陪衬。 康拉德作品中的女性随着《约瑟夫·康拉德——成就与衰败》○2一书的出版逐渐成为评论焦点。作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ser)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片面夸大康拉德因幼年丧母而产生厌恶女性的矛盾心理,将《黑暗的心》中的女性无一例外地误解为神秘莫测,具有强烈占有欲和破坏力的女性化身。 随着女权主义理论的兴起,康拉德的作品即刻成为众矢之的。以尼娜·利肯·施特劳斯(Nina Pelikan Straus)为首的激进女权主义评论家认为,《黑暗的心》中主人公的非洲之行是对女性的殖民过程;而女性角色在这一过程中被除名、被遗忘、被物化,因此,认为康拉德是借男主人公之口大肆宣扬男性价值体系的男性沙文主义作家,他在小说中“展示给男性的是事情的本来面目,留给女性的却是谎言”○3。 施特劳斯对女性议题的关注值得称赞,但其简单地将作者等同于主人公却有失公允。女权主义自创建至今难免存在一些不足。初期的“泛反”在反对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同时,对多数男性作家一概骂倒。随着女权主义批评的深入发展,这种极端之论也正在改善,男性作家的创作和女权主义解读的二元对立也由此逐渐消解。越来越多的评论家开始对莫尔和施特劳斯的主观臆断产生置疑,康拉德笔下的女性形象也由此再次引起评论家的广泛探讨。基于这样的发展趋势,本文从康拉德的生平入手,并在重新审视《黑暗的心》中几位重要女性形象的基础上,对康拉德的女性观及该小说在女权主义批评中的地位做出新的诠释。 二、 子其人—康拉德与女权主义 康拉德生活在英国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时期,他对英国妇女解放运动(1880-1920)怀有极大的热情。1910年康拉德签署了一封递交首相赫伯特·阿希奎斯(Herbert Asquith)的信○4,信中呼吁妇女应享有政治选举权和社会平等权。1912年1月14日康拉德在《星期天杂志》(Sunday Magazine)中公开发表声明:“任何有感情、有理性的女性都应该清楚她们在这场世界范围的人文运动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并能够从中感受到这场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5。康拉德对女权运动的支持与他的“他者”身份(相对于主流、现有秩序与规则的缺席者、外在者和边缘人)不无联系。康拉德1857年出生在沙俄统治下的一个波兰贵族家庭。父亲因为参加波兰民族独立运动而遭流放,导致康拉德4岁时便随父母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随后,为了谋生,也为了逃避沙俄统治,失去双亲尚未成年的康拉德来到西欧。他先在法国当一名水手,随后加入英国商船队,并于1886年正式加入英国国籍。正如卡夫卡、乔伊斯一样,康拉德长期在异国文化中感受着孤独和隔离:作为波兰人,他被迫离开故土,生活在异国他乡;作为英国人,他的波兰长相又常常遭到本地人的嘲讽;作为一名水手,他长期来往于非洲、东南亚、南美等地区,近20年的海事生活更加确定了他的无根状态。康拉德的多重文化背景下的“他者”身份使他不仅在生活中,更是在作品中透露出对“他者”群体——女性的关注。《黑暗的心》正是这样一部渗透着女性意识形态的作品。 三、 非洲女性形象的塑造 《黑暗的心》主要记述男主人公马洛进入非洲营救殖民者库尔兹一路的所见所闻。作品中三位重要女性角色分别出现在小说的开端—马洛的姨妈帮助马洛实现远赴非洲的梦想;小说的高潮——马洛深入非洲腹地奉命找到库尔兹并发现非洲女人;和小说的结尾——马洛返回欧洲大陆探望库尔兹的未婚妻。这本是一部没有女主人公的小说,但女人的身影却贯穿其中。 小说中主人公马洛萌生了去非洲的念头,他先是寻求男性亲戚的帮助,“那些男人说,‘亲爱的朋友,’可是什么也不帮我做”○6(491),迫使马洛只好“屈尊”求助姨妈。马洛的姨妈乐善好施、和蔼可亲。由于受到帝国主义殖民扩张宣传的影响,她将马洛这样的殖民者美化成是肩负伟大历史使命的英雄,是开拓非洲、传播文明的圣徒。马洛虽然明白其中的原委“……报刊上和社会言谈中有过许许多多陈词滥调,这位卓越的女性恰恰生活在这些兴盛一时的骗人鬼话中,被搞的晕头转向了”○6(497)然而马洛一边嘲笑姨妈的无知——“真奇怪,女人们距真理竟是这么遥远。她们生活在一个她们自己的天地里……”○6(497),一边却又希望继续隐瞒真相,编造谎言,永远将女人囿于自己狭小的圈子——“她们的这种天地真是太美妙了……”○6(497)。以上细致入微的描写无不构成对父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