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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现状
根据数据,自1985年首次报告传染病患者以来,中国的发病率正在快速增长。2003年,卫生部会同有关国际组织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84万人,其中,艾滋病病人约8万例。在中国,由于吸毒历史长、经济相对落后、文化教育程度低等因素,使某些少数民族地区成为艾滋病高发区,少数民族构成了感染者和发病者的主体。中国的少数民族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只占到8%,但在登记 的HIV阳性病例中,少数民族占36%。傣族和景颇族是两个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最高的少数民族。历年来,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报告最多的省份为云南、新疆、广西、广东、四川等省、自治区,其中云南、新疆、四川均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少数民族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所占比例高于汉族许多。例如,1999年云南省共监测的结果中,中国居民有1517例HIV感染者,汉族占61.4%,傣族占18.6%,景颇族占7.5%,(P74~76)少数民族HIV感染率比汉族高出许多。
当前,对我国少数民族艾滋病流行情况进行回顾与分析,寻求解决某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艾滋病问题十分必要。作为一篇以文献回顾为主的综述性文章,本文重点讨论四个问题:中国少数民族在艾滋病流行中面临的主要风险;少数民族的弱势地位及其在艾滋病流行中的易受伤害性;对少数民族中艾滋病流行现状的反思;中国少数民族的艾滋病现状引发的人类学思考。
一、 威胁少数民族心理健康的风险
这里所讲的风险概念指对人们身心健康构成潜在威胁的种种因素。就少数民族和艾滋病的关系而言,艾滋病的四种主要传播渠道的两种——药物滥用(尤其是静脉注射吸毒)和性传播——构成了威胁少数民族身心健康的主要风险。形成这些风险的原因在于少数民族在经济上相对于汉族较落后,它的特殊的地理位置、生活贫困、风俗习惯、受教育程度低下、卫生条件落后以及语言障碍等因素,使得他们成为易受伤害群体。他们面临的主要风险如下:
1. hiv感染人群分布
经静脉吸毒感染艾滋病是目前我国少数民族群体中艾滋病感染与传播的主要途径。云南、新疆、四川三地区毒品泛滥严重,属毒品重灾区,这些地区吸毒的少数民族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有较高比例。
如一项对1991~2000年云南思茅地区九县一市高危人群的调查显示:检测15635份血清,检出阳性279例,阳性率1.78%,共有23种民族,其中有8例抗体阳性。279例HIV抗体阳性中汉族占50.54%,傣族占23.29%,拉祜族占9.32%,佤族占7.17%,彝族占3.94%,哈尼族占3.23%,回族占0.36%。1991~1993年HIV感染者中少数民族的比例占88.23%,279例HIV感染者中吸毒人群占49.46%。(P70~73)
又如,根据对新疆地区的调查,吸毒人群、感染者及其病人基本处于隐秘状态,社会排斥和受歧视现象较为普遍。伊犁地区的HIV感染者数位居新疆首位,从1997~2001年8月对伊犁地区HIV检测结果看:共计实施HIV监测18 378人次,检出HIV感染者26人,累计人群感染率为0.142%,感染率较高。而检出的26例HIV感染者中维吾尔族占92.31%、20~29岁年龄段占88.46%、静脉吸毒人员占88.46%,HIV感染者人群构成呈现维吾尔族高于其他民族、20~29岁年龄段高于其他年龄段,静脉吸毒可能是主要传播途径。(P65~67)另有一项对伊犁地区某医院的调查,对从1999年9月~2000年9月来院就诊住院,医生疑为AIDS的病人(170人)血清进行了抗HIV的初筛实验,检出抗HIV阳性患者60人,42例抗HCV阳性的患者。AIDS合并丙型肝炎的感染率为72%,其中维吾尔族39人,回族2人,汉族1人。(P314)
2. 藏族妇女生殖、或淋球菌感染情况
在许多国家,目前艾滋病主要是性传播,而我国主要是经静脉吸毒传播,但在我国HIV/AIDS经性传播的趋势在增加。吸毒人群基数越大,性传播的可能性就越大,艾滋病也就越难控制。
现在我国艾滋病的传播途径逐渐由毒品传播向性传播转移,性病发病率的快速增加助长着艾滋病的蔓延。有些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相比,患性病比例更大。例如,罗琳等1996年3月~1997年3月对四川省汉族和纳西族妇女生殖道沙眼衣原体和淋球菌(性病)情况进行了调查(其中包括都江堰市600名年龄在18~35岁的汉族妇女和盐源县纳西族地区600名年龄在20~35岁的纳西族妇女)。发现3.2%汉族和12.8%纳西族妇女受试者淋球菌培养结果为阳性;同时,9.1%汉族和16.7%纳西族妇女受试者患有生殖道衣原体感染。调查结果还表明,性病的患病率与安全套的使用、人工流产次数、性伴侣的多少以及经济和教育程度有关。(P104~105)
部分少数民族有婚前性自由的习俗,在面对性病和艾滋病时,承担更大风险。如根据对青海牧区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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