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学与贵元重始说.docxVIP

《春秋》公羊学与贵元重始说 “贵源重始论”是董仲舒在春秋时期研究公羊的重要内容。它主要关于“元”的概念。长期以来,人们对董仲舒的“元”观念多从哲学本原上训解,而没有把握其真实涵意,因而也就无法窥见“贵元重始”说的实质。本文认为,董仲舒的“贵元重始说”与其“奉天法古说”一样,均是对王道政治的探索;贵元重始说强调的是王道一开始必须获得纯正的本质,方能保证其以后的正确贯彻,避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因而是董仲舒政治思想的基本理论和重要组成部分。 一、 《董仲舒》对“元”的诠释 《春秋》所记十二公,正常情况下在第一年的开始都有“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九字,这九个字成为《春秋》公羊学最着意发挥的文字。董仲舒的“贵元重始”说,就是由发明这九个字而来,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元”概念的说明。但自何休以元气释元(“元为元气”)以后,两千年来人们多以何休说为准,这也成为现代学术界最流行的认识。如徐复观先生在《两汉思想史》中认为,董仲舒的“元”是元气,具有根源之义(徐复观,第219页);金春峰先生的《汉代思想史》也认为董仲舒所说的“元”是元气(金春峰,第149页);曾振宇先生的《天人衡中:〈春秋繁露〉与中国文化》甚至说:董仲舒是继《管子》之后,“气本体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气、一、元“三者内涵相同、外延相近,实质上属于话词不同但内涵与外延相同的同语反复”(曾振宇,第35、36页)。冯友兰先生虽然否定以元气释“元”,但仍然认为“元”是一种哲学层面的东西。如他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指出:“在董仲舒的体系中,‘元’不可能是种物质性的实体。即使把‘元’解释成‘元气’,而这个‘元气’也定是有意识和道德性质的东西”,“可能就是他所说的‘天’”。(冯友兰,第75、74页)周桂钿先生在《董学探微》中也认为,“元”是董仲舒哲学的最高范畴,较天更根本,是“元一元论”。(周桂钿,第38页)此外,李荣亮先生在《董仲舒“天”的重新诠释——兼对“元”的解读》一文中,还将元说成是至上神。(李荣亮,第20页)以上诸说,或认为董仲舒的“元”是元气,或认为是天,或认为较之于天更根本,或认为是至上神,这些看法虽然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将“元”视为董仲舒哲学的最高范畴。 然而,在笔者看来,董仲舒所说的“元”不是哲学概念,而是一个政治学概念。他所说的“元”,是指元年之元,也就是君王年号顺序的第一、开始之义,而不是像天那样有意志的至上神,对万物具有决定的作用。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里,尽管有“天人感应”、“人副天数”之说,有“天为百神之大君”、“天为人之曾祖父”、君王为“天子”之说,但在“元”与人的关系上,却没有类似的说法。也就是说,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只有“天”才是最高的哲学范畴。但由于董仲舒特别看重元年对王道的初始意义,这使他对“元”作了极大的突出和强调,从而产生了后来许多将“元”视为比“天”更高的范畴的误解。 在《春秋》公羊学发展史上,董仲舒是第一个对“元”作出深入发挥、并赋予其丰富政治含义的经学家。在《春秋》与《公羊传》中,“元”与年合在一起,表示诸侯即位第一年之义,并没有特殊的意义,董仲舒却认为《春秋》将第一年不称一年而改称元年,包含着孔子的深远用意: 《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君王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汉书》卷五十六) 谓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轻。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名之正,兴五世,五传之外,美恶乃形,可谓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见。(见钟肇鹏,第121页) 《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同上,第193页) 董仲舒认为元年之说始于孔子作《春秋》,但据文献与铭文证明,商、周已有以元年称君王的第一年的记载,如西周的《师虎敦铭》就有“元年既望”的铭文,故董仲舒此说并不合于历史的真实。从上面三段话中可见,董仲舒关于“元”的解释,最多的是以“始”训“元”,而这在《周易》、《尚书》中早已出现。《尔雅·释诂》已经以“元”训“始”,《经籍纂诂》训《周易》、《尚书》的“元”有始、长、首、大等义,而以“始”为“元”的第一义(《经籍纂诂》上册,第188-189页),这说明以“始”训“元”并不是董仲舒的发明。董仲舒的这一训解之所以在《春秋》公羊学中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乃在于他赋予了“元”以特殊含义。 以“始”训“元”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