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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道有常变说 西汉的经典最初是公羊。《公羊》大师最著称者, 非董仲舒莫属。董氏能从《公羊》中发挥出自己的学说, 与其方法密不可分。他的这一方法, 在西汉今文经学中极具代表性, 更给其后二千年经学发展以深远的影响, 大凡在经学义理方面有所成就的经学家, 都或直接或间接、或明或暗、或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董氏这一方法。 一 解释与发现都必须合于《春秋》之道 董仲舒是经学史上借用典籍以言己学的开山人物。他研治《公羊》, 不是为了墨守其学, 而是要借以建立自己的董氏《春秋》学。他的治经就不可能以文字训诂为主, “我注六经”, 而只能是“六经注我”, 以解经来灵活地阐发己说。 《公羊》为解《春秋》之传。《春秋》成于孔子之手, 《公羊》出于战国, 汉初才著为竹帛。他要借以建立富有武帝时代气息的《公羊》学, 就不能将其经传如实地看作春秋战国的历史著作, 而只有通过一番解释, 将《春秋》改造成一部包括后来、甚至是无所不包的书, 才可为他借以发挥己说提供根据。 《春秋》是孔子本鲁国旧史而成, 相传孔子曾寓其义于其中, 孟子论《春秋》, 大致本此为说。《庄子》视《春秋》为“道名分”之书, 荀子讲“《春秋》之微” (《荀子·劝学篇》) , 《礼记·经解》以《春秋》为“属辞比事”之教, 基本上是就其内容、特点为说, 把《春秋》看作孔子政治理想体现的历史著作。董仲舒则作神话般地夸大, 说《春秋》是孔子“应天作新王之事”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以下凡引此书, 仅注篇名) , “探正天端”、“以俟后圣” (《俞序》) 的改制之作, 有为后世所立的未来之制。他甚至说, 《春秋》“天下之大, 事变之博, 无不有也” (《十指》) , 把《春秋》视为无所不有的百科大全, 过去未来、万事万物都包括其中。这样, 通过人们的不同解释, 就可以从《春秋》顺理成章地去发现各自所需的观念了。 然而, 董仲舒强调解释与发现都必须合于《春秋》之道。在哲学上, 董仲舒讲“天不变, 道亦不变” (《天人三策》) , 但只说不变, 就缺乏作灵活解释的余地。为此, 他提出道有常变说:“《春秋》之道, 固有常有变, 变用于变, 常用于常, 非相妨也” (《竹林》) 。道有常变不是说有两种不同的道, 而是指道具有常、变二种特性。道之常是道在一般情况下的普遍适用性, 是讲其原则性;道之变是道在特殊情形下的变通, 是讲其灵活性。原则性要求执一不二, 灵活性则反对拘泥不变, 二种特性相互独立存在, 各自适用于不同场合, 因而, 道具备着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双重品格。因其原则性, 必须守其常, 不可离常而言道;因其灵活性, 又可予以变通, 使道具有一定的伸张度。 道是如此, 礼亦相同。董仲舒说:“《春秋》有经礼, 有变礼, 谓如安性平心者, 经礼也, 至有于性虽不安, 于心虽不平, 于道无以易之也, 此变礼也。” (《玉英》) 董氏以前言礼的区分, 或言礼与仪, 分别指礼的精神实质与其仪节仪式;或言经礼与曲礼, 一指礼的大纲, 一指礼的细目。董氏以经、变言礼, 与以常、变相对言道同义, 是分指礼的原则性与灵活性而言。原则性讲求对礼的固守不变, 所以让人心性平安;灵活性是礼的反常变通, 故使人性不安心不平。但经、变皆合于道, 因此, 既不可执经以否变, 亦不许执变以否经, 而应经、变各处其所, 分别运用。 董仲舒对《春秋》的这种解释, 是一种全新的诠释, 它给人们理解《春秋》加进了变数的因子。《春秋》所言就不只是甲等于甲的简单同一, 而是甲既有甲, 同时包含乙的变数, 有了对其作灵活变通的内在依据。但是, 若对其变数没有限定, 甚至只讲甲是乙的一面, 就会走到否定甲首先是甲的极端去, 成为儒家的异端邪说。 作为汉代“群儒首”的董仲舒给《春秋》加进变数的因子, 仅仅是为假经以注我、替他灵活地发挥己说提供便利, 他决不希望由此而引发异端邪说。因此, 在常与变、经与变之间, 他是以常、经为主, 以变服从于常、经, 反对以变害常, 以变害经。他认为, 常与变、经与变的关系, 就是经与权的关系, “夫权虽反经, 亦必在可以然之域, 不在可以然之域, 故虽死亡, 终弗为也” (同上) 。变只能在道、礼所允许的尺度内, 超出“可以然”这个尺度是绝对不允许的。他称道之常、经礼是“大德”, 为人所不可“踰闲”的“正经”;道之变、变礼是“小德”, 为人可以出入的“权谲” (同上) 。董仲舒这一经高于权、权必须服从经的观念, 成为后来经学家处理经权关系的准则。 董仲舒对经权关系的规定, 使变数的因子受到了严格限制, 有利于防范假变以害道, 但不利于借经以言己说。一个正统经学家的立场, 使董仲舒只能作出这样的规定, 但借经以言己说的治经目的, 又需要他强调变的一面, 以至他说:“说《春秋》者无以平定之常义, 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