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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与道德的价值 传统和合作思想在历史上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点, 恐怕没有人能够否认。甚至时至今天, 我们还能从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中看到它的身影。 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 是我国传统和合思想获得重大发展的阶段。 诸子学说从各自的角度展开它们的思想体系, 但人们也可发现, 它们的致思遵循着一个共同的路径, 即从尊崇“天命”到致思“道德”。诸子们致道也有不同的方式, 并形成了不同的思想, 但是, 这些思想有一个共同的东西, 即它们并不否认“天命”的存在, 而只是想从人自身的“致道”中去证实人自己的“命”或重新确认自己的“命”而已。汉初, 随着中国历史大一统局面的出现, 学术上也出现了所谓的“独尊儒术”, 但人们研究发现, 这个被“独尊”的“儒术”, 不能够说它仅仅是出于政治统一的意识形态上的考量, 其实, 它也是百家学说相互融合的一个结果。诸子百家之所以能够相互融合, 正是藉着它们有着致思上的共同点:从“天命”到“道德”。 诸子学说融合的一个重要结果, 或者说典型代表, 就是汉初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作为先秦诸子学说的综合表现形式之一种,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还曾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 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过相当重大的影响。 传统和合思想何以能够对中国历史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它作用于中国社会的机理到底是什么?思考并解答这些问题, 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十分有益。本文的写作, 不是也还难以就上述问题进行全面作答, 而只是试图指出并简要分析涵贯在这种机理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它就是传统和合思想中关于“天命”与“道德”之关系的思想。 通而观之, 传统和合思想关于“天命”与“道德”的关系的论说有着这样的要旨:“天命”是“道德”的终极价值源泉, 人们要崇尚“天命”或起码不可否认“天命”的存在;“致道”是要体现人的主动欲求, 想给生命添加其他的色彩。如果说“致道”表现的是诸子们企图给生命添加其他的某种色彩, 其中, 孔子以“仁”着色, 墨子以“兼爱”着色, 老子以“自然”着色, 韩非以“法”着色, 但是, 人们可以发现, 因为诸子们又总是以“天命”作为各自“致道”的底色, 所以, 各家终究因着受到底色的浸染而难以完全如愿以偿。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既然可以作为诸子学说融合的一种表现, 本文以下就以其为例对传统和合思想中的“天命”与“道德”之关系的思想做进一步的分析。 日本学者池田知久认为:“董仲舒的天人相关论, 总括了以下两方面的思想:一方面, 它巧妙地吸取了先秦发展起来的‘天’与‘道’的思想, 吸取了大部分关于‘天’、‘道’——‘人’的关系和关于‘天’、‘道’——‘物’关系的各种思想;另一方面, 又对这些思想进行了扬弃。可以说, 董仲舒对先秦至汉初的天道论、天人论等进行了总清算。”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主要体现在《春秋繁露》和他的几次“对策论”中。国内外学者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多有研究, 也取得不少成果。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中有关“天命”和“道德”之关系的思想, 我们认为如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 董仲舒承认有“天命”的存在, 且“天命”对“人”具有最终的控制力。董仲舒的学说吸取了当时社会上盛行的阴阳家的宇宙论。阴阳家以五行、四方、四时、五音、十二月、十二律、天干地支及数目等互相配合, 立起一宇宙架构, 又以阴阳流行于其间, 使此一架构运动变化而生万物。在此基础上, 董仲舒发展了他的天人相关论思想。“天”在董仲舒那里, 大致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具有人格的宗教主宰者的“天”, 另一种是没有人格的机械的自然的“天”。然而, 董仲舒的“天”总的来看具有深厚的宗教色彩。他在第三次对策论述天人关系时说:“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 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 故遍覆包涵而无所殊, 建日月风雨以和之, 经阴阳寒暑以成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 亦溥爱而无私, 布德施仁以厚之, 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 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 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 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由此言之, 天人之征, 古今之道也。”圣人治国, 应该“法天而立道”, 如果人的行事不合天意, 则“天”会降下非常现象以示警告;与此相反, 如果人行了善事, “天”也会降下“祥瑞”。董仲舒在第一次对策中曾说:“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 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 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 若归父母, 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 有火复于王屋, 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他在其他地方又有:“其大略之类, 天地之物, 有不常之变者, 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 天之谴也;异者, 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 乃畏之以威。《诗》曰:‘畏天之威’, 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