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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洛儿与五弦琵琶 裴神福，又名裴洛儿，是一条路，也被称为培训。西域疏勒人。是唐初有名的琵琶演奏家。在唐太宗时,他任宫廷乐师。曲项琵琶从公元四～五世纪传入中原,主要用拨子弹奏。裴洛儿采用手弹之法,使琵琶艺术更加光彩,据说他在宫中演奏时,深得唐太宗的喜欢。裴洛儿不但是琵琶演奏家,而且还能作曲。他作的琵琶曲有《胜蛮奴》、《火凤》、《倾杯乐》。因此,裴洛儿在唐初艺苑得以名噪一时,称为琵琶第一手。 但是,对于这样一位琵琶名手的记载,在有关的典籍里,却存在相互混乱的情况。以致在近现代我国民族音乐理论界,有人把裴洛儿当成五弦琵琶家。据笔者考证,裴洛儿是四弦琵琶演奏家,不是五弦琵琶演奏家。那么,这种混淆的状况是怎样造成的呢? 根据唐代最早的文献记载,裴洛儿是四弦琵琶家。唐·杜佑所撰《通典》(成书于公元七六六～八O一年)是这样记载的: “五弦琵琶稍小,盖北国所出。旧弹琵琶,皆用木拨弹之,大唐贞观中,始有手弹之法,今所谓琵琶是也。《风俗通》所谓以手琵琶之,知乃非用拨之义,岂上代固有指之者。(杜佑原注:手弹法近代已废,自裴洛儿始为之。)” 这里记载很清楚:第一,是说五弦琵琶的源流;第二,是说琵琶原来用拨弹,贞观时自裴洛儿开始有手弹之法;第三,是说指弹法是我国古代就有的。这对五弦和琵琶的叙述分得很明白,没丝毫含混的地方。在唐代,琵琶,即指曲项琵琶,五弦琵琶称五弦,毫不含糊。这从唐代的其它典籍和文人的大量诗词中也一再得到了证明。 成书于后晋的《旧唐书·音乐志》,基本是以《通典》为依据,只在文字上稍有增删,但叙述的头绪更加清晰明确。该书这样记载: “……曲项者,亦本出胡中,五弦稍小盖北国所出。《风俗通》云:以手琵琶之,因为名。案旧琵琶皆以木拨弹之,太宗贞观中始有手弹之法,今所谓琵琶者是也。” 从这段这记叙看也非常清楚,裴洛儿就是开始以手弹琵琶著称,与五弦琵琶毫无关连。 但是,到了宋代,欧阳修、宋祁所撰的《新唐书·音乐志》,对于裴洛儿的记载,就出现了与前相异的说法。书中写道: “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国所出,旧以木拨弹之,乐工裴神符初以手弹,太宗悦甚。后人习之为琵琶。” 这段文字,明明是根据《通典》、《旧唐书·音乐志》编纂而成。可能编纂者对唐代的乐制,尤其是琵琶与五弦这两种乐器及其性能都不甚了了,因而在文字上加以窜改,把五弦与琵琶混为一谈。《通典》与《旧唐书·音乐志》所说的旧弹琵琶皆用木拨,这里却错误叙述为五弦旧以木拨弹之,裴神符最初用手弹五弦了。这可能就是后来的一些史著把裴洛儿误认为五弦琵琶家的来历。《新唐书·音乐志》的记载,混淆了历史事实。唐杜佑《通典》是唐代较早的一部典籍,它对琵琶及五弦的记载,合乎其它文献和诗词的叙述,裴洛儿是四弦琵琶演奏家,是确定不疑的。 裴洛儿在唐初号称国手,名扬京城长安,是与他精研琵琶技艺分不开的。曲项四弦琵琶原来主要用拨子弹奏,裴洛儿不用拨子,改用手弹,大大繁荣了琵琶的演奏艺术,使得他声誉卓著。裴洛儿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是,应该指出:曲项四弦琵琶改用手弹,并不是始于裴洛儿。我们看到最早用手弹曲项四弦琵琶的文物资料为大同云岗石窟第十六窟明窗西侧龛楣伎乐部份琵琶雕像,据文献记载,这是北魏和平年间(公元四六〇～四六五年)开凿的,云岗石窟里的手弹曲项琵琶图象,应是实际生活的写照而非虚构。所以我们认为在北魏时期已经有人用手弹曲项琵琶了。但是在文字资料中,关于手弹琵琶的记载却要晚得多。如上述杜佑《通典》方有裴洛儿废拨用指的记载。这比北魏时期的雕像,要晚一百多年。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并不奇怪,那是因为指弹曲项琵琶虽然在北魏时期就已存在,但并不普遍,可能仅是个别地区、少数演奏者试用而已,占绝对优势的仍然是用拨子演奏。而且这种指弹法,只是存在于民间,还没有为宫廷乐师所采用,也还不可能为学者、文士所注意,当然更不能载于史籍。所以,直到唐杜佑撰《通典》时(公元七六六～八O一年)才将裴洛儿废拨用指加以记载。 裴洛儿在贞观时采用手弹曲项琵琶,把琵琶艺术推进到一个使人炫目的时代,赢得社会推崇备至,诚为琵琶史上值得夸耀的一件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