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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董仲舒的儒家道德观 西汉至武帝时代，政治合法性的确立变得越来越重要。其次，随着政府的日益稳定，吸收了什么思想作为政治政府的具体策略，并制定了长期和平与国家稳定的特别计划。这在汉武帝下诏举贤良对策的诏文中体现得非常清楚。武帝策问的目的就是要“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明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1)在这两方面,董仲舒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在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中,其王道论得到充分展开。或者说,正是通过王道论,董仲舒才得以回答了上述两个问题。 一、 《公羊传》中的“天”与“君” 与孟子一样,董仲舒认为孔子著《春秋》是为了“拨乱世,反诸正”,用以褒贬的依据就是王道,故他说《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2),并从不同的角度来描绘王道:“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黄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则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则德不能匡运周遍;德不能匡运周遍,则美不能黄;美不能黄,则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则不全于王。”(3)他认为,王道流行的社会不仅“礼乐兴”,而且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来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 王道之所以为王道,在董仲舒看来正在于它是圣人承天意以从事的结果。他认为,人类社会政治制度与道德秩序都是来自天,且“天不变,道亦不变”,天道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天是宇宙间一切的本原、依据和取法目标,具有至上的权威与绝对的意志,“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4)。这样,他就通过“援天端”的方式,为王道寻找到了天这一形上的依据。对于董仲舒的这一理路,徐复观先生认为,“《公羊传》除了把周王称为‘天王’以外,没有出现一个宗教性或哲学性的天字,这便说明它说的都是人道;而人道与天道,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就此而论,作为春秋公羊学大师的董仲舒“把立足于历史,立足于具体的人事的《春秋》及《公羊传》,拉入他的天的哲学系统中去”(5),从而为儒家的王道张本,这也是作为公羊学大师的董仲舒对《公羊学》解释的创新之一。 当然,董仲舒在为王道寻找到天道依据的同时,也对人间统治者的合法性作了论证和说明,这也是他的思想所具有的时代性的内容之一。他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6),因此,臣民对君主当应如众星之拱北辰,流水之宗沧海。但天子之所以为天子,恰在于其行王道。在董仲舒那里,人间的君主应该“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7)。具体而言,他认为天子作为天之子,其作为并非无所限制,而是必须承天意以从事,依天命、天数、天道、天志来治理社会。并且,他对“王”字从字形的角度作了哲学的解释:“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8)这一解释被许慎的《说文解字》所完全采用,并通过后者得到普及。君主若按天道行事,天下就大治,并会降下祥瑞,相反,逆天道而行,社会则会大乱。基于此,对于暴君,他主张讨伐之:“故夏无道而殷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以来久矣,宁能至汤武而然耶?”(9)由此,王道作为人间统治的制约力量,具有其相对于政统的独立价值。 董仲舒还认为民是克制君的力量,他以五行之相胜来说明民对君的克制。“夫木者农也,农者民也”,“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过度失礼,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穷矣,故曰木胜土”(10)。故要求统治者推恩、爱民,不与民争利。因此,对于天、君、民的具体关系,虽然董仲舒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1.1),但“所谓‘屈民而伸君’一句是虚,是陪衬;‘屈君而伸天’一句才是实,是主体”..(1.2)。 董仲舒还认为,西汉中期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一些官吏与民争利,他提出,“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1.3)。这样,王者循天道而爱民,就是明其“王道仁政”的本分,这其实也为专制王权在其政治运作过程中解决私与公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思路,即私天下应以治天下为前提,天下不治则皇位甚至性命难保,因此,仅从帝王自身的根本利益考虑,也应该理性地调节自己的行为。 二、 董仲舒对霸王霸之认识 与先秦时期不同,董仲舒时代的儒学经过叔孙通、陆贾、贾谊等儒者的努力已立足于社会现实,注重从制度操作层面与政治的紧密结合,使儒学成为当时政治制度改良整合的资源,由此也奠定了儒学在两汉的新面貌。董仲舒正是循着这一理路,将理论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以解决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故对于在儒家的视域中与王道相对的霸道,董仲舒着眼于现实问题,并非一概斥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