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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气学说与数字大疫 几千年来，医学水平在医疗疾病的斗争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以至于上世纪60年代,西医曾骄傲地宣布:“现在该是合上传染病书本的时候了。”可就在到20世纪末,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近20年来,由于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等原因,新出现的和卷土重来的传染病至少有30种,仅1995年,全世界死于传染病的人数高达1700万人。无论如何,人类无法完全灭绝细菌和病毒,西医与微生物的对抗态度,使他们面临的将是一场无休止且无胜算的生物战。 针对西医学的步履维艰,中医学的独特优势就在于始终谋求和探索与万事万物(包括西医志在灭之而后快的微生物)的共存之道。中医没有把目光聚焦在小小的必须用显微镜或更精密的仪器才能认知的微生物上,而是宏观地从人与其所生存的环境与社会的平衡与互动中更深刻地认识疾病,更彻底地治疗疾病。《黄帝内经》中的五运六气学说正是站在生态大系统的背景下,对疫病流行的时间、地域、病因、病机等规律进行了探索和总结,从整体的角度阐释了生态环境、人和微生物之间的复杂关系。 陶功定教授从《黄帝内经》的研究提出了大生态医学模式。在大生态医学理论指导下衍生出的生态病因学理论,进一步提出了“病毒-环境-宿主”之间的非线性动力学关系,第一次用现代语言来初步阐述了中医五运六气理论和伏邪学说以及疾病传变规律。这无疑给我们以信心来深入研究,用玄妙的五运六气理论解释流感乃至其他传染病发生的内涵。 1 疫情、“易”事件网络地理,区域社会发展迅速,为“新疫”的预防指导思想 对于烈性传染病,目前国人谈之色变且记忆犹新的,当属2003年的“非典”。事实上,它属于中医的温疠范畴,与其他时令性疾病一样,“非典”是宇宙节律性周期变化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早在3000年前《黄帝内经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就已经对瘟疫流行有过预言, “癸未之纪,太阴 湿土司天……二之气,大火正,其病温厉大行,远近咸若(无论远近都有此难)”即从运气上讲,癸未年(羊年)2003年为中国农历癸未年,这一年五运所属为火运不及,上半年是太阴湿土司天,其中第二步气(从春分-清明-谷雨-立夏)为少阴君火主气,同时少阴君火为客气,大火当令,火气太过则瘟疫流行,无论远近都有此难。南方气运早至,所以先时发病。到第三步气(从小满-小暑),也就是6-7月间,风热渐起,湿气大盛,此病会渐渐隐匿。如今看来,非典的发展过程简直是在验证此段预言的正确性。很多人在心怀敬畏的同时,也在思索:世界上真的有一种学说能预测疫情、“占卜”未来吗? 对于《内经》中“癸未之纪的易流行大疫”的推断,根据北京中医研究所李维贤教授的研究,按照60年一个周期,从1223-1823年, 600年间,共有10个癸未年,发现7个癸未年出现大疫是有史可查的,大体状况如下。 1223年,永、道二州疫《宋史·卷五十二·五行志》。 1523年,南京大疫、军民死者甚众《明史·卷二十八·五行志》。 1583年,仪真县大疫,《古今图书集成·卷五百三十三·医部—医术名流列传》。 1643年,二月至九月、京师大疫、传染甚剧《明史·卷二十八·五行志》。 1703年,春,灵州、琼州大疫。五月景州大疫,人死无算。六月曲阜、巨野大疫、东昌疫。八月文登大疫,民死几半《清史稿、卷四十·灾异志》。 1763年,嘉兴、湖州、松江、太仓、苏州诸州府,月内小儿,有口噤不乳,两腮肿硬,名谓螳螂子。第二年,“益都天花流行”(唐千顷《大生要旨》卷五)。 1823年,春,泰州大疫,秋、临榆大疫《清史稿卷四十·灾异志》。 虽然,仍缺少足够的统计学资料,但癸未之纪多灾多难的情况亦可略见一斑。可见岁运气候状况对疾病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影响的。 2 大疫盛行,分明清正,无疫而治;一二年,三大疫,三言二 根据历代官方和民间的史料记载,从公元前7世纪-公元20世纪,中国爆发的较大规模瘟疫竟达700多次,其中,东汉末年,金元时期以及明早期的大瘟疫这3次瘟疫最为严重,他们不仅夺走了成百上千万人的生命,更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发生疫病,建安七子之中竟有五人死于传染病。(《晋书》)曹植《说疫气》“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 公元217年丁酉年,是天刑年,气克运,以上克下,故名天刑,为不相得之岁也。这一年的运气具备流行疫病的条件。其运风清热凡此阳明司天之政,……其政切,其令暴,蛰虫乃见,流水不冰,民病咳嗌塞,寒热发,暴振凓癃閟。岁木不及,阳明司天,燥乃大行,民病中清,胠胁痛,少腹痛,肠鸣溏泄。 公元1232年的汴京大瘟疫又是一场浩劫。当时的金国南有南宋,北面被蒙古压得喘不过气。到此年五月,“汴京(今开封)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元史·五行志》)也正是这场大疫最终导致了金国的灭亡。 公元1232年为壬辰年,太过之运被司天之气生为顺化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