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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衍生品市场与税收政策 税收支持金融产品 要实现可持续、健康的金融发展，需要保护金融领域的利益。另一方面，金融和金融交易的创新导致了全球金融产品的金融交易，这对现有的税收制度提出了重大挑战。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 金融业不仅是重要的税源, 金融机构还担负着为税务当局扣缴税收的重任。同时, 各国税务当局在传统的避税天堂国纷纷扯出白旗后, 觊觎金融机构能够提供更多支持本国税收管理的信息。税收政策对金融业及衍生产品市场能够发挥显而易见的作用, 好的税收体系能够支持和改善浑浊而缺乏透明度的金融环境。当然, 由于金融业及其衍生品交易市场变得日趋庞杂, 对税收政策的制订和管理也提出较高要求。 税制改革的滞后会拖累金融业的发展和创新精神。当金融体系在出现危机的情况下, 不合时宜的税收政策会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按照芝加哥大学拉弗教授的研究, 对金融市场扩大税基或提高税率虽然可能短期增加国库盈余, 但随着金融交易者的行为懈怠, 反而可能造成更多的经济损失。比如随着金融市场交易成本的提高, 金融市场流动性会降低, 从而最终影响金融业发展。投资者对税收的反应是, 或将交易转向税率较低的相似的金融工具市场, 或降低交易量。这也是影响政府对金融市场课税政策选择的一个关键因素。 由于金融产品的税基全球流动的特点, 金融业和金融工具创新的规模和步伐与税制一旦处在不同的跑道上, 问题就会变得十分棘手。按照经合组织秘书长安吉尔·古里亚的观点, 在金融业支持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的过程中, 各国应调整金融业的税收法规和税收鼓励政策, 确保对金融业进行适当监督和风险管理。 金融业的行业自律与政府监管 金融市场中可交易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衍生品的竞争, 乃至其往往与常理狂悖的行为会引发多重甚至有时令人难以费解的系统经济灾难。金融衍生品可以帮助金融机构管理资产负债表风险, 降低资金成本, 进而促进投资。然而, 失去方向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会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无法控制的风险。为此, 各国政府在以下方面有足够共识:加快制定全球金融监管标准, 强化国际间的政策协调, 并将国际资金流动作为监管重点。 现实中, 人们对全球金融监管体系与税收管理结合起来的架构重造的时间窗口颇感兴趣。当然, 前提是总要找到一个明晰的改革路径或路线图。比如说, 税收至少在金融工具杠杆的选择上发挥作用, 甚至在争吵不休的银行家高薪问题上能够发挥关键作用。但是, 使用税收工具强制性限薪可能会鼓励公司选择给银行家或许有更多避税选择方式的股票期权, 导致其实际收益不降反增。 没错, 在金融衍生品市场上乐此不疲的人天生荷尔蒙分泌旺盛, 指望税收让他们循规蹈矩只是一种奢望。最新的一个例子是, 2009年10月, 花旗集团的全球市场部门因在代扣代缴税款问题上存在的不当行为, 又被美国金融管理局罚了60万美元。而此前的2006年, 因几近相同的行为, 花旗向IRS补缴了2400万美元税款。如果用花旗高管人员的记忆神经系统出现间隔性故障做托辞, 故事似乎老了点。■ 金融业的行业自律与政府监管比税收工具应该来的更靠谱。在美国, 金融危机爆发后, 政府一直呼吁包括银行和对冲基金在内的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者提高资本金和保证金, 提高交易透明度和安全性。美国目前正在考虑对规模近600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场外交易市场的监管立法, 禁止所谓的naked CDS (无实体信用违约互换) , 另外可能还会要求达到一定数量的市场参与者向监管机构披露自己的空头头寸。加强对金融创新的限制, 对批发金融领域的市场主导地位和定价活动进行审查。 不过, 也有人担心, 监管机构强化监管 (比如增加结算和结算透明度) 的直接后果是, 推高利用场外衍生品市场的成本, 从而限制它们对冲大宗商品的能力。 金融交易的税收负担 由华尔街金融家惹起的乱子, 让传统的市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有一种挫失感, 可谓“病急乱投医”。最近英国高官提出在全球金融交易市场重拾托宾税的争议很有代表性。托宾税是对现货外汇交易在全球范围内课征税率极低的一种交易税的建议。托宾税有两个重要作用, 一是抑制投机行为;二是可对风险较高的商业活动收取保费。由于全球金融交易数额巨大, 托宾税能够带来一笔不菲的收入。 按照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阿戴尔·特纳的说法, 英国的金融业务已经发展得过于庞大, 某些金融活动毫无价值, 并破坏经济的稳定性, 开征一个新的交易税有其必要性, 同时还可遏制金融业过高的利润和薪酬。2009年11月7日, 英国首相布朗在G20财长会议上提议, “我们可以对跨国金融交易实行收费, 按单收取。”布朗认为, 类似托宾税的收费将鼓励金融机构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收取的巨额资金可以用于全球亟需解决的那些迫切问题。 德国财长施泰因布吕克认为, 如果对20国集团的国家所有金融交易征收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