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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墓志看中唐比丘尼 唐代的科西嘉没有正式的传记，但在正式历史和非正式历史上，女性的内容相对较少，而比邱尼的内容则相对较少。那么出土和传世的碑志文就是我们了解唐代比丘尼生活的主要资料来源。因安史之乱给唐朝社会带来的转折性变化,本文就所见墓碑文中的中唐比丘尼资料,对中唐时期比丘尼的生活状况略作探讨。 一、 从实际出发,以一般婚龄为主 唐代佛教盛行,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全国的比丘尼数为50 576,(P39)中唐时的比丘尼数虽然我们无从得知,但据此也可得知出家的妇女亦不在少数。众多妇女的出家和当时的社会风气固然是分不开的,但妇女的出家是有其特殊性。就墓碑文所反映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把比丘尼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为童真出家,另一类为婚后出家。在笔者所检录的以比丘尼为传主的墓碑文中,童真出家占到很高比例,在这类比丘尼中,根据其出家年龄又有两种情况:一为自幼慕道,年幼即出家,如大德尼清敏,“大德尼清敏,俗姓严……六岁出家,于上都遵善寺。”(《八琼室金石补正》卷47)《唐故法云寺内外临坛大德超寂墓志》所载尼超寂,“扬州大都留府司马兼侍御使志清之长女,八岁入道,授经乃师同院辩姓和尚。”(《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贞元零四三) 自幼出家的这些比丘尼绝大部分都出身于士族,唐朝佛教风靡整个社会,帝王将相崇佛的不在少数,士族崇佛亦是自然之事,因此年幼出家的比丘尼很大程度上是受其家族信仰的影响,如上例中尼清敏,其祖严挺之崇佛,其父严武所娶裴氏亦出身佛教信仰家族,所以清敏自小受到熏陶,这无疑是其年幼出家的重要原因。 这类比丘尼出家时年纪尚幼,未谙人事,所以有些是父母代替作主,父母作主的原因却是为其宗室祈福,这一风气在士族中表现尤为显著。如襄邑王薨,其子李德懋为亡父舍女剃度出家,年十三,并度家人三七以充师弟。在另外一碑文中则交代得更直接,《大唐法云寺尼辩惠禅师神道志铭并序》:“禅师九岁,祖母琅琊郡君王氏薨百日,斋度为沙弥尼,荐以景福承……尊命也……确然一心成先志也。”(《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第四册》) 还有因病出家的,如柳宗元之女和娘:“其始名和娘。既得病,乃曰:‘佛,我依也,愿以为役。’更名佛婢。既病,求去发为尼,号之为初心。”(《下殇女子墓砖记》,《全唐文》卷581) 而另一种趋势则是出家年龄在二十左右,即在超过当时一般婚龄而未嫁之时出家,《龙花寺尼韦契义墓志》:“年十九,得请而剃落焉。”而根据其“报年六十六,僧夏四十五。”(《八琼室金石补正》卷69)可知其正式成为比丘尼是二十一岁。《大唐东都敬爱寺故开法临坛大德法玩禅师塔铭并序》:“十八学道于大照大师,廿受具戒。报龄七十六,僧夏五十七”这两则墓碑文都交代了从出家到正式成为比丘尼需要一个过程。我们所说的出家年龄指的是其剃度时间,即进入寺院的时间。有的我们只能知道其受戒时间,如尼正性,“春秋四十有八,受菩提之夏二十有三。”(《匋斋藏石记》卷27)其受戒时已二十五岁,可知其出家时间亦比较迟。对这种趋势之原因的分析,严耀中先生在《墓志祭文中的唐代妇女佛教信仰》一文中认为,伴随门阀衰落所产生的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是那些士族家中待嫁闺女的年龄普遍增大,二十多岁尚未成婚的屡见不鲜,因旧家门第衰败,对讲究门当户对婚姻关系的士族来说寻找到合适的家庭匹配愈来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出家为尼为可行之路。笔者认为这一分析是合理的,也正好可以用来解释比丘尼出家年龄超一般婚龄的现象。 另一类为婚后出家,这一类比丘尼出家的最普遍原因是因为夫死,情感上受到重大创伤,如《唐故比丘尼智明玄堂记并序》:“师法号智明,俗姓张氏。向良人捐弃,妄念都舍,恒依法侣,参道问津,晚岁出家,始契心地”(《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建中零零四);有的则是遭受双重打击,《大德三乘墓志》载:“俗姓姜氏……有二子,长曰谊,终杭州余杭县令……中年钟移天之祸,晚岁割余杭之爱,由是顿悟空寂,宴息禅林。”(《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北京第二册》)虽然唐代是较为开放的朝代,但是夫死后守寡的妇女仍然是主流,饱受痛苦与生活压力的她们很容易栖心于佛教。 二、 陵川国人与父母的丧葬 中唐比丘尼与本家保持着密切联系。 唐朝时期,尤其是中唐以后,每逢皇帝诞日或者其他节日,皇帝都要主持三教辩论。《新唐书》有这样一则记载:“贞元初……帝以诞日岁岁诏佛老者大论麟德殿,并召岱及赵需、许孟容、韦渠牟讲说。始三家若矛盾然,卒而同归于善。”反映了中唐时期三教相互渗透的倾向。唐政府也曾为此下诏,开元二年,唐太宗下诏,“令道士女冠僧尼致拜父母。”并于开元二十一年再次下诏:“自今已后,僧尼一依道士女冠例,无拜其父母,宜增修戒行。”受此影响,佛门中人本奉佛教的出世态度,在面对儒家主孝的纲常伦理时,亦有所改变。因此中唐比丘尼保持与本家的亲密关系就是建立在对父母的孝敬基础上的。 父母的养育之情自是终身难忘,身为出家人的比丘尼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