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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大学管理改革的基本取向教授治校的实质与边界与杨兴林教授再商榷 近年来，科学家们对“学术矫正”和“学术矫正”这两个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这也是中国高校改革战略取向的基本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 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这一官方表述肯定了教授治学, 而教授治校似乎被淡化了。为了辨析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的关系, 笔者在拙作《“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辨》 (以下简称《辨文》) 指出应坚持教授治校的改革方向, 认为教授治校是教授治学的前提, 局限于教授治学、冷漠对待教授治校的探索无异于倒退。该文引起了一些争论,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杨兴林教授的大作《关于“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再思考》 (以下简称《再文》) 坚持教授治学才是科学的选择。认真研读该文后受益匪浅, 但笔者深感有些基本问题仍需讨论辨明, 故不惮粗浅, 对教授治校再谈一些看法, 以就教于杨教授及诸多方家。 一、 大学民主管理的应然之道 关于教授治学, 当前学界一致认为治学是教授应有的权利, 同时也是一种义务, 是教授的分内之事。学界存在分歧的是教授应否治校, 分歧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关于教授治校的概念界定仍存在不一致, 这在《辨文》中已有表述。笔者认为, 无论从理论的逻辑上考察, 还是从现实操作的可能性上看, 教授治校都应理解为大学教师群体作为一支独立的、核心的力量参与大学重大事务的决策与管理, 并切实发挥实质性的影响。由于在《辨文》中笔者疏于对概念界定进行条分缕析的比较, 《再文》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然而, 《再文》仅仅截取“由教授执掌大学内部的全部或主要事务”这一容易引起歧义的界定, 并以此作为否定教授治校的逻辑起点, 则有选择性立论的嫌疑。事实上, 《辨文》认为教授治校的具体涵义应是赋予教师群体在学校重大事务上制度性的参与权、话语权, 即教师群体应拥有选举权、决策权、监察权、知情权, 而绝非要求由教授执掌大学内部的全部事务。换言之, 从《辨文》论证的前后逻辑中可以识别其关于教授治校的内涵界定, 其疏漏不足以成为否定教授治校的论据。 其实, 尽管对教授治校的概念表述还存在文字瑕疵, 但细究之下, 教授治校的实质精神是清晰的。这一概念表达的是大学教师群体的民主诉求, 是对改革现有大学管理体制, 构建民主的大学管理制度的呼唤, 民主是教授治校的根本内核。应当指出, “在关于‘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讨论中, 学术界对‘教授’一词的使用并非特指教授群体, 而指以教授为代表的高校教师群体”。大学为什么要实行民主管理?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看, 大学无疑是一种组织, 而民主对组织治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方面已有相当多的研究, 本文不再赘述。这里强调的是, 大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组织, 更加需要民主的管理。与政府机关、工商业企业等相比, 大学具有鲜明的特征,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参与者高智化、复杂化, 目标模糊、多样, 结构松散, 权力与利益多元化。大学组织的这些特征要求大学的管理应是民主的。明智的大学管理应当是分权而不是集权, 只有权力的分散才符合大学作为松散结合系统的规律与要求。虽然大学也有整合力量的需求, 但这种整合并不是、也不可能改变大学的组织结构, 统一的管理应是有限度的、谨慎的, “校级统筹的力度和范围应是有限的, 一个明智的校长应懂得如何去营造一个相对自由和宽松的氛围, 并激发大学成员的创造性, 满足其求知的愿望和个人自我实现的需要, 而不是事无巨细都加以干涉, 甚至以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来加以控制”。大学民主管理的关键是教授治校, 即普通的教职员工能够切实参与学校重大事务的决策, 教职员工能够在管理体制中常态化地、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与诉求。 当前, 由于我国大学管理结构沿袭行政管理体制, 行政权力泛化, 官本位文化浓厚, 我国大学管理的民主化程度普遍不高, 这已成为我国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羁绊, “中国当代大学自本世纪 (20世纪) 奠基以来, 就其组织结构而言是国家行政体系在高等教育系统的延伸, 已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在这种背景下,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 教授治校在理论界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其实质就是呼吁大学管理进行民主化改革, 保证以教授为代表的普通教师群体能够参与学校的管理。如果不从历史的、组织理论的视角来审视教授治校, 而仅仅局限于在字面上谈论教授治校的意义的话, 就容易一叶障目, 认识不到教授治校所蕴含的民主化要求的实质。教授治学是大学教师的本职工作, 是教师所拥有的自然权利, 与教授治校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和外延。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之争, 争论的焦点不是教授应否、能否参与到学术事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