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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不对称与贷款信用风险研究 一、 好借款和无抵押 据统计，自2005年底以来，中国的贷款总额超过2.2亿元，约占贷款总额的11%。如果其中的信贷风险隐患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将对我国银行业资产质量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消费信贷违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逆向选择模型认为,银行事前不知道借款人的风险类型,即有事前的信息不对称,向银行申请贷款的借款人有两种类型:差借款人和好借款人,好借款人可以通过抵押来显示自己的风险类型,因为好借款人违约率低,因此抵押的成本更小,抵押可以作为一个信号显示借款人的质量。均衡结果是,好借款人以较低的利率获得贷款,同时提供抵押品,差借款人以较高的利率获得贷款,不需要提供抵押。从事后的结果看,提供抵押品的贷款违约率应该更低。道德风险模型认为,银行知道借款人的风险类型,但是不能观察到借款人获得贷款后的行为,有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均衡结果是,好借款人可以获得信用贷款,不需要抵押,或者抵押较少,利率比较低;差借款人必须提供更多的抵押才能获得贷款,而且利率相对更高。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差借款人道德风险倾向更严重,所以银行需要差借款人提供更多的抵押来保证借款人归还贷款。从事后看,在均衡情况下,信用贷款(无抵押贷款)的违约率比抵押贷款的违约率低或者差不多。因此,道德风险模型认为抵押是一种类似人质的东西(Collateral acts as a hostage)。这样,在是否提供抵押上,两种理论给出的均衡结果完全相反。逆向选择模型认为好借款人可以用抵押显示自己是优质的借款人,差借款人因为提供抵押的成本太高,从而在获得贷款时不提供抵押。道德风险模型认为好借款人道德风险不严重,所以不需要提供抵押;差借款人还款积极性差,所以差借款人应该提供抵押,以增加差借款人还款的积极性。即逆向选择模型认为提供抵押的借款人是好的借款人,而道德风险模型认为需要提供抵押的那些借款人是差借款人。 在这两种模型中到底那个模型更能预测个人消费信贷市场的均衡呢?那个模型更与银行贷款行为一致呢?Stiglitz和Weiss(1981)认为,提高银行利率会有两方面的效应,一是可以增加银行的收入,二是提高利率会改变借款人的风险类型,由于借款人的有限责任,那些风险越高的借款人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因此提高利率会导致借款人的风险提高;同时,当借款人获得贷款后,利率越高越是鼓励借款人将资金投入到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中,让银行承担更大的风险。所以当提高的利率不足以补偿银行承担的风险时,则银行不会提高利率,就会存在信贷配给。但是他们认为抵押不足以作为一个分离信号来显示企业的质量,抵押会诱发企业更严重的道德风险。Chan和Kanatas (1985)、Bester(1985)、Besanko和Thakor (1987)认为银行和借款人签订贷款合同时,有事前的信息不对称,但不存在事后的信息不对称,银行给借款人提供两种类型的贷款合同供借款人选择,一种是有抵押、低利率的贷款合同,一种是无抵押,高利率的贷款合同。他们认为低风险类型的借款人会选择低利率的抵押贷款,而高风险类型的借款人会选择高利率的无抵押贷款。Boot,Thakor和Udell (1991)认为,在不存在事前信息不对称,只存在事后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银行会不要求高质量借款人提供抵押就可以给高质量借款人发放贷款,而要求低质量的借款人必须提供抵押才能获得贷款。无风险利率越高,则要求抵押的比例越高,以减少无风险利率提高时借款人的道德风险和补偿无风险利率提高时银行的成本。同时,他们认为贷款量越大,抵押应该越少。 因为信贷数据的缺乏,使用微观信贷数据进行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研究较少。Jung(1962)、von Furstenberg(1969)研究了抵押贷款风险和抵押贷款特征(包括贷款价值比、利率、抵押期限)的关系。后来的研究又将抵押风险的分析扩展到包括借款人的特征(von Furstenberg 1969;Herzog and Earley 1970;Sandor and Sosin 1975)。Ausubel (1999)利用一个信用卡自然试验的数据发现:凡是接受贷款利率较高,期限较短信用卡条款的客户都是信用记录较短或者信用记录较差的客户,而且这些客户的负债比例较高,事后不及时归还信用卡透支资金的概率较大,因此认为在信用卡市场上存在逆向选择问题。Jimenez,Salas和Saurina (2006)使用西班牙的企业信贷数据分析了抵押的决定因素,认为抵押主要是为了解决逆向选择问题,实证结果发现,抵押和借款人的风险是负相关的,这和逆向选择模型一致。 刘彬(2006)使用国内银行的微观企业信贷合同数据分析了抵押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在企业信贷市场上道德风险模型更符合信贷市场的真实情况。Jung(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