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如辉流行歌曲研究.docVIP

许如辉流行歌曲研究 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上海逐渐成为了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的中心。如泉水般涌进的西方元素与中华固有文化，在不断地碰撞中擦出了新的火花。音乐领域里，流行歌曲的出现，就像是时代历程里的一颗种子，开始生根、发芽。在诸如通俗歌曲、爵士乐等各种外来音乐的启发下，为了满足普通市民对音乐大众化的需求，一批音乐家开始了流行歌曲的创作。黎锦晖首当其冲，于1926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①。黎锦光、陈歌辛等音乐家紧随其后，将西方的爵士节奏与中国的传统风格结合，创作的流行歌曲以亲民的歌词及易于上口的旋律在普通群众之间广为流传。这其中，不乏有许多年轻的音乐家，写作了大量流行歌曲作品，却逐渐被历史所淡忘。本文所要论述的许如辉便是其中之一。② 一、许如辉生平事略 1910年，许如辉出生于浙江嵊县，乳名常喜，自小在外打工，13岁随舅父来到上海，改名许如辉。15岁时，偶遇大同乐会，为琴瑟之声所吸引，遂跟随郑觐文学习民族乐器，从此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在此期间，他学习了古筝、古琴、琵琶、箫等各种民族乐器的演奏，还参与了《月儿高》《阳春白雪》《春江花月夜》等古谱的整理工作。大量的学习与实践，培养出了其较高的音乐素养，也为今后的音乐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伴随着歌舞厅、唱片业的迅速崛起，流行歌曲很快便传遍了上海各个角落。新兴而起的音乐文化激发了许如辉强烈的创作欲望，《四时吟》便是许如辉创作的第一首流行歌曲。[1]（P1） 1929年，为了让自己的作品得到有效地推广，许如辉创办了子夜乐会。其下包含子夜社、子夜歌会、子夜乐团等分支，全方面地为流行歌曲的宣传而服务。《搁楼上的小姐》作为他自费印成的第一本歌集，正是诞生于这一时期。1930年，在时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录音部主任任光的支持下，大量流行歌曲被陆续灌成唱片发行。同时，随着电台广播的不断发展，“子夜社”陆续邀请到了当时著名的歌星为许如辉所创作的歌曲进行录制、广播（记录中有江曼莉、包庸珍、余静、夏佩珍等）[2]（P68）。自此，许如辉的流行歌曲开始全面地在上海流行起来。 20世纪30年代初，有声电影的快速发展为不少流行歌曲作曲家提供了新的创作平台。1931年，许如辉被明星影片公司正式聘为音乐专家（翌年转为“基本作曲”即固定作曲家）为电影创作主题曲及配乐作品。受益于子夜乐团曾为默片进行配乐的经历，许如辉很快便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之后的7年里，许如辉将自己的工作重心几乎全放在了电影音乐的创作上，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流行歌曲作品，诸如《月夜小曲》、《村姑乐》（电影《生龙活虎》插曲）、《打碎玉栏杆》（电影《桃李争艳》片名曲）、《女权》（电影《女权》主题歌）、《兄弟行》（电影《兄弟行》主题歌）等。 抗战爆发后，许如辉随舅父钱智修撤至大后方重庆，暂时放下了流行歌曲的创作。在这期间，他再次遇到了曾经的好友——上海大同乐会创始人郑觐文之子郑玉荪，二人经过详谈，决定重振大同乐会（自郑觐文去世之后，大同乐会便失去了核心凝聚力，又“恐被敌伪利用”，无奈之下，郑玉荪摘下了大同乐会在上海的牌匾，赶往重庆。③）在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委王晓籁等理事的支持下，重庆大同乐会最终建立成为集音乐教育、音乐创作、乐器制造、集体演出为一体的音乐社团组织，其下难童国乐教养院、乐器工厂、中国国乐团等组织参与了大量社会音乐活动，由许如辉创作的诸如乐剧《木兰从军》、话剧《董小宛》插曲等作品，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重庆大同乐会的发展在历史上留下了绚丽的色彩，而作为主要负责人的许如辉在其发展过程中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抗战胜利后，成员各奔东西，社团也失去了主要的资金赞助。人员溃散下，支撑了6年的重庆大同乐会最终宣告落幕。 回到上海的许如辉，最初还是回到了电影音乐的创作之中，先后完成了电影《吕四娘》《凤头钗》等音乐作曲的工作。1951年，随着政务部提出戏曲改革，其音乐创作正式走向了戏曲音乐领域，并先后任职于上海沪剧团与勤艺沪剧团。期间创作了大量的戏曲音乐作品，代表作沪剧《白毛女》的音乐部分获得了1952年10月中央文化部颁发的戏曲“红花奖”[3]（P44）。经典作品《为奴隶的母亲》《母女泪》《陈化成》《黄河颂》等更是深受民众的喜爱。曾经丰富的活动经验与深厚的知识积累，让许如辉的工作不仅仅局限于音乐的创作，也包括了基础理论和演奏技巧的传授。同时，于戏曲音乐领域里日积月累的学习，也让他在参与作品的排演与演员的定腔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独特的思考。最终，其接连不断、广受好评的戏曲音乐作品确立了勤艺沪剧团经典的音乐风格，成就了被誉为“江南四大悲旦”之一的杨飞飞，这也奠定了许如辉在上海沪剧界的牢固地位。 1966年，“文革”爆发，由于许如辉在重庆时期与国民党的密切接触，以及国民党特别党员的特殊身份，使得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