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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转移、家庭收入结构与农民工流动行为 通过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不仅导致了巨大的人员流动，也导致了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密切经济关系。这种经济联系的最重要体现,就是通过迁移劳动力的家庭内部的收入转移而实现的城乡之间的收入转移。这种收入转移对三农问题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从微观的角度出发,家庭内部的收入转移,成为改善迁移劳动力以外的其他家庭成员经济状况的重要手段,也改变着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数量的结构和农户收入结构。关于农民工流动行为的决定因素,一直有两种理论具有影响和代表性。一种是关于家庭资源配置和风险分散的研究。该研究认为,家庭将劳动力资源配置于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以及将劳动力输送到外地就业,实际上是为了分散家庭收入的来源。而迁移则是家庭为了规避风险,使收入来源多样化的体现。另一种较有影响的理论认为,由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存在,农村迁移劳动力将会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同时,由于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利他性,因此,收入较高的迁移劳动力,将把一部分收入通过家庭内部重新分配的方式转移给其他家庭成员。上述两种说法,同时指出农民工流动行为的决策过程中家庭的重要性,这种现象也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因为在我国农村,家庭是基本的决策单位,因此,笔者把农民工流动行为的合理预期定义为家庭增收最大化,并建立相关模型。 一、 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追求家庭收益最大是劳动力转移的强大动力,以家庭为决策单位,转移与不转移、转移多少人、让什么人转移都是以家庭决策为基础的,转移的目的是为了家庭增收,设家庭总收入为Q,农业收入为Qa,转移劳动力的收入为Qc,则: Q=Qa+Qc 对于农业收入Qa,分析如下: 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数一定的情况下,农业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一定,超过农业实际需要的那部分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在农村中不转移获得的收益为零,为家庭增收为零。以家庭为研究对象: 剩余劳动力:m,劳动力总量:M,田地面积:f,农业劳动生产率:pt。 剩余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θ θ=mM=F(f,pt)θ=mΜ=F(f,pt) 农业劳动生产率越高的地区,农业实际需要的劳动力越少,农村剩余劳动力越多,相反,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地区,农村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比重较高,农业从业人员比重也较高,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劳动的机会就比较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也与农村土地数密切有关,土地数越多,需要的劳动力越多,剩余劳动力越少。 由以上分析可知,对家庭来说,农业收入和农业需要劳动力数量为固定值,家庭是否增收决定于剩余劳动力是否顺利转出并获得收益,家庭增收部分为剩余劳动力转移后的收入,只要劳动力顺利转移并获得收益,家庭就会增收。 追求家庭增收最大化成为家庭决策转移劳动力的直接动力。而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条件是有剩余劳动力,只有存在剩余劳动力才能论及转移,无剩余劳动力,就不会有转移,而且剩余劳动力数与劳动力转移数量正相关,剩余劳动力越多,转移数量越大。东部发达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高,土地面积小,人口密集,剩余劳动力多,转移规模大,西部欠发达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土地面积大,人口稀疏,剩余劳动力少,转移规模小。 因此,把追求家庭增收最大化作为家庭决策转移劳动力的直接动力,在此基础上建立家庭收益模型: R=∑k=1S(α)Nθ∑k=1S(α)Νθpkωk R:预期家庭增收,Qk:k人转移后预期收益,N:家庭劳动力数量,α:劳动力转移概率,ωk:k人预期转移获得的净收益(减除转移成本后),pk:k人获得净收益的概率 二、 以技术为核心的相对剥夺感知,结果如下 1.于k人预期转移获得的净收益ωk,剩余劳动力在农村中不转移获得的收益为零的前提下,但实际情况中,剩余劳动力在农村中因其他劳动获得一定的收入,把这部分收入作为转移成本的一部分,因为劳动力转移,则必然失去转移前的收入,则劳动力预期转移获得的净收益ωk=P(t)×ω-C。 就业概率P(t)表示在t时期内一个转移者在城镇非农产业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大从转移者角度看它反映了城镇就业岗位的可获得程度,或者说反映了城镇非农产业对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的需求程度。由托达罗模型知:就业概率P(t)含义如下: P(t)=λNS?NΡ(t)=λΝS-Ν 其中,λ表示城市现代部门新就业岗位创造率,N表示城市现代部门总就业人数,S表示城市劳动力总量。于是λ与N的乘积表示现代部门在某一时期创造工作的机会,S与N之差表示城市失业人数。 这就是说,城市就业概率与城市新增就业岗位(等于城市现代部门新就业岗位创造率和城市总就业人数的乘积)成正比,与城市失业人数成反比。 托达罗进一步指出,现代部门工作创造率等于工业产出增长率减去现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即: λ=μ-ρ 其中,μ表示工业产出增长率,ρ表示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ω:转移到城市后预期名义工资 C:转移成本:转移成本除人力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