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莱栋银行的小额信贷之父.docxVIP

格莱栋银行的小额信贷之父 尤努斯教授和他创办的农村银行通过开展小型信贷业务，将孟加拉国的许多穷人从贫困中摆脱贫困。这种新兴的银行业务很快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业务逐步拓展, 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银行信用模式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目前, 全世界有23个国家仿效格莱珉银行模式建立了自己的农村信贷体系, 为农民脱贫致富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金融渠道。孟加拉乡村银行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体系创新许多规律性的东西, 非常值得我国借鉴。 一、 农村金融运行机制的创新 尤努斯教授创造的乡村银行虽然逐步得到了政府的认可, 但并不属于政策性金融。事实上, 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性金融往往会因为政府治理结构中官僚主义的影响造成低效率, 或者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操纵, 对下层的农民很难起到扶持的作用。而且, 孟加拉国乡村银行也不同于一般的商业性银行。乡村银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颠覆了很多传统理论中的东西, 比如传统理论说银行是嫌贫爱富的, 认为借贷给农民还款的风险很大, 但是格莱珉银行是爱贫的, 资助的对象大多数是农村贫困妇女。传统的商业银行一般偏好于大额借贷, 认为这样可以节约交易费用, 而乡村银行却偏好于小额信贷。格莱珉银行反映了这样一种理念:农民是有良好信誉的群体, 如果有适当的金融制度安排, 农民可以高效率地运用借贷资金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孟加拉乡村银行还款率是98.99%, 这样的还款率超过世界上任何一家成功运作的银行。发展中国家真正有效的农村金融体系在于能够提高农民获取收入的能力, 这从效率角度说明了“授人以渔”比“授人以鱼”更具正向激励, 也侧面反映了建立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农村金融运行机制的重要性。 从孟加拉的乡村银行反观我国农村金融体系, 可以看出我国农村金融的创新相当不足。现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构成, 主要是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及在此基础上组建的地方商业银行, 还有为数众多的城市信用社。中国农业银行是龙头和主体, 但我国的政策性银行作用发挥相当有限。如果大量发展政策性银行, 既不符合发展中国家金融资源短缺的基本国情, 又不能使多数农民受惠。而就商业银行来说, 不少业内人士都认为农村借贷往往会不盈利甚至亏损, 近些年, 农村信用社、中国农业银行等机构相对较差的经营业绩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因此, 我国不少商业银行已纷纷将其业务从农村地区撤出。但尤努斯教授却为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反证, 乡村银行的贷款户从1983年成立之初的几万户, 达到目前的600多万户, 2005年其发放贷款8亿多美元, 还款率高达99%, 盈利达1521万美元。 以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基本路子, 很难真正解决农民普遍受惠的问题。 我国四大国有银行中, 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都进行了股改。历来承担着大量的政策性功能、历史包袱最重的农业银行的改革也迫在眉睫。股改以后, 作为股份制的农业银行, 本质上是一家商业银行, 将不再承担政策性的金融任务。其实, 已经有历史事实说明商业性与政策性这两个目标的不相容性, 1997年, 我国国有金融机构数量是最多的, 到2004年底, 金融机构的数量减少了一半, 刚好49.7%。有专家统计分析:机构数量减少的那一半, 都是与农村、与小型企业直接相关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曾经在我国农村建设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从农户贷款来看, 95%以上都是农村信用社供给的。但现在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何广文曾组织对东部、西部5000多户农户的调查, 样本调查的分析结果表明, 农村信用社力量有限, 无法解决农民的贷款难问题, 农户仅有30%左右的需求是通过农村信用社满足的, 其他的都是通过非正规渠道获得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未来金融体系的主体, 既不应当是以政策性银行为主体, 也不应当是以传统的商业银行为主体, 而应当超越传统的思维定势, 走出一条金融组织创新的新路子。 二、 发挥“金融组织”作用,发展“根系性”小额贷款 尤努斯教授创办的乡村银行首先是一家“草根性” (指民间性的、非官方色彩的, 下同) 金融, 不是正规金融体系的设计。也正是这样一种内生于农户实际需求的金融组织, 才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 迅速在全世界传播和普及。这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发展不能简单地模仿发达国家的模式, 而应当承认草根金融存在的价值;我们一旦将“草根性”金融简单地归结为所谓的“地下金融组织”并予以取缔, 就很可能扼杀了金融创新的活力。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自上而下设计的改革, 往往使金融组织的发展与农村金融的实际需要相脱节。即便是小额信贷, 也往往由政府推动, 带有很大程度上的官办色彩, 从而很难真正努力去研究和掌握亿万农户的真实需求。政府组织由于不具备收集农户分散信息的优势, 天然地不适合做农村小额信贷的主力军。 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