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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后期的土地利用技术思想研究 人口是影响土地利用率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人口增多,人地比较加大,则需要土地供给更多的资源,于是利用土地的范围就愈益扩大,集约边际加深,粗放边际向外展开,以往认为利用不合经济的土地,到某一特定时期和条件,当可经济地利用了1。“边际”是在分析土地生产力时所使用的经济学术语2,此处姑借用之,把花费较大力量在空间上“向外展开”利用的土地称为“边际土地”3。 明清两代政局相对稳定,农业获得较大的发展,为人口的增殖提供了重要的政治、经济条件。明洪武十四年(1381),我国人口为5987万,至清嘉庆十七年(1812),人口猛增到36 169万——在431年中,人口增长了5倍多。如此高的人口增长速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其间,耕地面积由36 677万亩扩大到79 153万亩——在431年中,耕地面积只增长了1.2倍。这样,全国人均耕地呈下降趋势:到明洪武十四年为6.13亩/人,清嘉庆十七年降为2.19亩/人,可见,在包世臣(1775—1855)所处的时代,全国范围内人多地少、耕地不足的矛盾相当尖锐。 为解决这一问题,人们千方百计提高已有耕地的利用率。作为主要措施,轮作复种技术高度发展,多熟种植在南方得到普遍推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军屯、民屯、商屯以及大量丧失土地的农民之自发移垦,对边疆地区,如蒙古、新疆、青海、云南、贵州等地进行了大规模开发,同时,内地的山区、沿海海涂、岛屿、干旱地、盐碱地等也获得开发利用。显然,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的土地利用空间大为扩展。包世臣的“边际土地”利用技术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产生的。 一、 垦荒种稻的技术措施 包世臣说:“凡度备水源垦荒种稻者,先就地刈其草烧之,既土易耕,又益肥。缓耕使深,盖土深则泽固膏足;熟田恐动老土,生田以初耕为度,故宜深也。耕毕,引水渗之,或就雨土湿,锄筑为畔,令广,常放牛践之,使实,乃劳;不漏水,植豆,仍不弃地(凡治稻田,皆以滑泥泥岸,令阔;种麦,乃复之田:稻争水,麦争地也)。初播种宜疏:新田力盛,密则发青科,力归叶,实不足,常减收。一熟后,辨田性以增损之”4。他指明了垦荒种稻的技术要领:(1)选择有适宜水源条件的地方,先就地将杂草割倒、烧掉,既烤田,又利用草灰作为肥料,使耕作方便易行。(2)对荒地要缓耕、深耕,以保证充足的水肥供应;熟地不深耕,是怕太深了耕起老土,以致漏水跑肥,而垦荒时,最初就应根据土壤状况,适度深耕,作为以后耕作的基准。(3)耕后灌水,趁土湿筑好田畔;田畔要稍宽些,让牛在上面践踏,使其坚实,以防漏水。用滑泥帮宽田畔,在边上种豆,以免浪费土地,达到有效利用;种麦之时,又可以将田畔帮宽的部分复还为地,仍可利用。(4)新垦荒地在最初利用时播种宜稀。因为土壤肥力高,密植则容易使其营养生长加快,生殖生长减弱,收成反而有限。在种植一年之后,辨析土壤肥力状况,再行调整适宜的种植密度。 垦荒种稻的土地利用方式,应当是南方泽农久远的祖先很早的发明。至迟到7000年前,南方先民即开垦荒地、种植水稻。人们采用、发展这种技术,一代又一代地拓宽富饶的稻区,营造出令人欣羡不已的“东南乐土”。至宋代,东南已然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重心;到清代,整个国家经济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东南。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南方的第一大作物水稻,无疑扮演了其它任何作物所不堪担当的最为重要的角色。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的南方,随着大量土地被开垦种稻,距离榛莽遍布的婴儿时代越来越远,而垦荒的技术因为早已烂熟,被更多更新的技术所掩盖,也就不大令人注目了,关于这一技术的文献记载因而颇为寥寥。包世臣在这一问题上所总结的经验,几成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在包世臣的时代,南方不少地方的老百姓迫于生计需要而垦荒种稻,民间发展了相当熟练的开垦种植技术,因此,他所记载的,应是直接来源于民间垦荒种稻实践之中。看来,这是一种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利用技术思想。说它古老,是因为它在原始先民那里即已得到具体运用;说它年轻,是因为在包世臣的著作中才见到它被予以小结。但是,与其说它是一种古老的技术思想的复活,毋宁说它是现实生产经营活动所摧生的技术思想之花。只要联想到清代尖锐的人地矛盾,人们为求生存和发展所从事的大规模垦荒行动,就很容易明白这一点。 二、 包世臣山地开发技术理论 (一) 垦殖是为水而致的,影响土地的自然和生态 清代由于人口激增,已有耕地远远不敷应用,故而开垦山地成为解决人多地少、耕地不足矛盾的一个重要手段。嘉庆(1796—1820)时,严如煜分析清代大规模山地开垦的原因时说:“国家承平,二百年于兹矣。各省生齿繁盛,浸有人满之虞,无业穷民,势难禁其入山开垦”5。清代的垦山活动规模巨大,遍布地域辽阔,形成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趋势:明代中期以后,棚民开始成为社会问题;到清代,这一问题更为严重,棚民更多,分布地区更广,